第二天一早蘇棠和趙春梅就到了城東建築工地。
清晨的工地比下午安靜，塔吊還沒開始轉，工人們蹲在地上吃早飯，鋁飯盒裡是稀飯和饅頭，有人就著一塊鹹菜，有人剝一個水煮蛋。蘇棠和趙春梅沒有直接去找吳大勇，先找了一個年紀大些的工人——姓孫，五十多歲，在工地上幹了一輩子瓦工，大家都叫他孫師傅。孫師傅蹲在一塊磚頭上喝粥，看到兩個穿警服的走過來，端著碗站起來，嘴上還沾著米粒。
蘇棠把周紅梅的照片拿給他看。孫師傅看了好一會兒，眉頭皺起來，「這個女的，是不是去年老吳帶來過？來過一兩回，給他送飯。不怎麼說話，放下就走。」蘇棠問他有沒有見過吳大勇打她，孫師傅把粥碗放在地上，「老吳那個人，脾氣不好。喝點酒就鬧。有一回我在工棚里聽到他打電話，罵得很兇，說什麼『你跑一個試試』。第二天他媳婦就沒來過。」蘇棠問孫師傅記不記得那天是哪天，孫師傅想了想，說秋收前後，日子記不清了，但那天下午下了雨，工地上停工了半天。
羅師傅個子不高，三十出頭，瘦臉，尖下巴，正在抹水泥。趙春梅走過去跟他說話，蘇棠站在不遠處看著。羅師傅一開始搖頭擺手，趙春梅站在他面前，擋住了他的去路，低下頭跟他說了幾句什麼，羅師傅的手停了。過了大概幾分鐘，羅師傅放下瓦刀，從褲兜里掏出一盒煙，抽出一根點上。他吸了一口，朝趙春梅點了點頭。
蘇棠走過去的時候，羅師傅正在說話，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聽得很清楚：「有一次他喝醉了，跟我說他媳婦跑了。我說往哪跑了，他說不知道，但他知道跑不遠。」蘇棠問他吳大勇還說了什麼，羅師傅說「他說他把她關起來了，不讓她跑」，然後又搖了搖頭，像是覺得說多了。趙春梅沒有繼續追問，讓他給吳大勇排過班的工友名單。羅師傅猶豫了一下，蹲下來從工棚里摸出一個皺巴巴的本子，翻了翻，指了幾個名字。
趙春梅把那幾個名字抄了下來，羅師傅合上本子，把菸頭掐滅在鞋底上，「你們要是找他，別說是他說的。」趙春梅說不會，羅師傅蹲回去繼續抹水泥。
蘇棠和趙春梅在工地門口等了一會兒，吳大勇來上班了。他穿著一件沾滿灰的藍色工裝，頭上戴著安全帽，看到蘇棠和趙春梅站在門口，腳步明顯頓了一下，然後才繼續往前走。蘇棠攔住了他，告訴他周紅梅的案子現在正式立案調查，需要他配合。吳大勇的嘴角抽了一下，他說「配合什麼，她自己走的」。
趙春梅從包里取出那張紙，上面畫了周紅梅失蹤前的最後行程。她把紙攤開，遞到吳大勇面前，「周紅梅走的當天晚上，有人看到你騎著三輪車出了工地大門。三輪車上坐著一個人，用棉被裹著。」吳大勇的臉色變了，先是白，然後發青，喉結劇烈地滾動了一下。他站在那裡，手插在口袋裡，沒有動，像一根釘子釘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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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棠看著他，「吳大勇，周紅梅在哪裡？」
吳大勇的手從口袋裡拿了出來，空空的，手背上那道疤還在，粉色的。他嘴唇動了幾下，想說什麼，但什麼聲音都沒有出來。
趙春梅往前邁了一步，幾乎是貼著吳大勇的胸口，「周紅梅的娘家在甘肅定西，我們已經打電話問過了，她沒回去。她也沒買過車票。那她去了哪裡？你把她藏哪兒了？」吳大勇的肩膀垮了下去，整個人像被抽走了骨頭。他看著地面，看了很久，然後說了一句話，聲音很小，「她跑了，我找不著。」
蘇棠把他帶回了分局，讓劉建國看著，自己和趙春梅去了他說的那個地方——城東廢磚窯。磚窯在鐵路邊上，早就廢棄了，窯口長滿了荒草，裡面黑漆漆的。蘇棠打著手電筒走進去，窯里有一股霉味和尿騷味，地上鋪著一層稻草，稻草已經發黑了。牆角堆著幾個空酒瓶，一個搪瓷缸子，一條破棉被。被子上有頭髮，長長的，黑色的。蘇棠蹲下來用鑷子夾了幾根，裝進證物袋。
趙春梅在稻草下面翻出了一件碎花棉襖，藍底白花，跟李桂花描述的一模一樣。棉襖上沾著泥土和污漬，袖口磨破了。她把它折好，也裝進證物袋。蘇棠站起來，用手電筒照著牆壁，牆上有幾道劃痕，像是指甲抓出來的，很淺，但能看出來。
吳大勇坐在審訊室里，面前放著一杯沒動過的水。蘇棠把碎花棉襖放在桌上，吳大勇看了一眼，把目光移開了。蘇棠在他對面坐下，「周紅梅被你關在磚窯里，關了多少天？」吳大勇不說話。蘇棠說她自己跑了，跑了之後你有沒有找過她，吳大勇說找過。蘇棠問找到沒有，吳大勇說沒有。
蘇棠沒有繼續問，站起來走出了審訊室。趙春梅靠在走廊的牆上，手裡拿著那個裝著頭髮的證物袋，說了一句「磚窯里不止一個人住過，還有別的痕跡」，蘇棠嗯了一聲，把碎花棉襖的證物袋從趙春梅手裡接過來，在走廊盡頭的窗邊站了一會兒。遠處的塔吊還在轉，像一隻巨大的手臂在灰濛濛的天空里慢慢畫著圈。她看了一會兒，轉身走進辦公室，把那件碎花棉襖放在桌上，拿起電話，撥了甘肅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