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紡織廠食堂出來，日頭正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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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棠跟在劉建國身後，推著自行車走在廠區的水泥路上。路面被太陽曬得發燙，輪胎碾過去，留下一道淺淺的黑印子。路兩邊是成排的法國梧桐，葉子被曬得打了卷，蟬聲密得像一張網，把人整個罩在裡面。
劉建國一邊走一邊翻他的筆記本。那個本子用牛皮紙包了封皮，邊角磨得起了毛，裡面密密麻麻記著各種線索——報案時間、證人姓名、可疑人員的特徵。蘇棠瞥了一眼，字跡潦草但整齊，每個條目前面都標了日期和地點，是那種做事極有條理的人。
「印染廠的案子跟電機廠的不一樣，」劉建國頭也沒抬，「那邊丟的是廠里的布匹，不是個人財物。保衛科報上來的時候說可能是內賊，但查了一圈沒查出來。下午過去，先跟他們保衛科的人碰個頭。」
蘇棠應了一聲，腦子裡已經在盤算。入室盜竊和廠內盜竊雖然性質不同，但在這個年代，很多盜竊案都有共同的特點——作案者往往是熟悉環境的人，不是鄰居就是同事。前世的經驗告訴她，這種案子最難的不是找線索，而是讓人開口。工廠里的人，抬頭不見低頭見，誰都不想當「告密的」。
他們走到廠區大門口，劉建國停下來跟門衛說了幾句話。蘇棠站在旁邊等，目光無意識地掃過門口的黑板報。黑板報上寫著「大幹快上，超額完成三季度生產任務」，粉筆畫了紅彤彤的太陽和幾個握拳的工人。黑板報旁邊貼著一張皺巴巴的通知，上面蓋著知青辦的公章。
她還沒來得及看清內容，身後傳來一個聲音。
「同志，麻煩讓一下。」
蘇棠側身讓開。
一個年輕人從她旁邊走過去，手裡拎著那個網兜，網兜里的保溫桶在陽光下反著光。這次她看清了他的正臉——不是完全看清，因為他低著頭，額前的頭髮擋住了半邊眉眼。但她看到了他的側臉：鼻樑很高，下頜線條乾淨利落，皮膚白得在這個滿廠都是灰撲撲工裝的人群里顯得突兀。
不是那種病態的白，是曬不黑的那種白。
他穿著一件白色的確良短袖襯衫，扣子繫到最上面一顆，袖口挽了兩道，露出小臂。褲子是藏藍色的，熨得有褲線，腳上一雙黑色燈芯絨面布鞋，乾乾淨淨的，鞋面上沒沾什麼灰。
在這座灰撲撲的工廠里，他像是一張不小心夾進舊書里的新書籤。
蘇棠只看了他一眼，就收回了目光。
但她注意到一個細節：他拎保溫桶的手指關節發白，像是攥得很緊。他的步子很快，但不是那種從容的快——是那種想儘快離開什麼地方、不想被任何人攔住的快。
「小蘇，走了。」劉建國已經騎上了車。
蘇棠跨上自行車，跟著他騎出了廠門。
她沒回頭，但耳朵里還留著那個人走路的腳步聲——輕輕的，幾乎不發出聲響，像是從小就學會了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下午從印染廠出來，已經快四點了。
印染廠的案子比預想的要複雜。丟的布匹不是成品，是半成品，藏在倉庫最裡面。保衛科的人說是外賊，但蘇棠看了倉庫的門鎖——那種老式的掛鎖，鎖鼻上全是鏽，要用鑰匙開都得費半天勁，外人根本打不開。
她沒有當場發表意見，只是把現場的細節記在了腦子裡。
回到分局，已經快下班了。劉建國讓她先走，自己還要整理今天的走訪記錄。蘇棠把自行車鎖在樓下的車棚里，走進分局大樓。
走廊里有人在下棋，兩個人蹲在長條椅兩邊，中間擱著一塊木板當棋盤，棋子是木頭疙瘩刻的。走廊盡頭的水房裡傳來水龍頭嘩嘩的聲音，有人在洗茶缸子，有人扯著嗓子喊「老李電話」。
蘇棠推開刑警隊辦公室的門，裡面只有趙春梅一個人。她坐在桌前，面前攤著一本《刑事偵查學》，一邊看一邊在筆記本上抄東西。
「春梅姐，還沒走？」
趙春梅抬頭看了她一眼，把書合上：「等你呢。第一天出去跑，感覺怎麼樣？」
蘇棠在她對面坐下，把今天看到的兩個案子簡單說了說。她沒有說太多自己的判斷，只是客觀地敘述了看到的現場和聽到的證詞。但趙春梅是個老刑警了，一聽就聽出了門道。
「你是覺得電機廠那個案子，門鎖有問題？」趙春梅問。
「鎖扣板的螺絲鬆了一顆，可能是被別過的。」
趙春梅盯著她看了兩秒鐘，忽然笑了：「周隊說你眼尖，還真沒說錯。我幹了三年，頭一回聽說新來的第一天就能看出門鎖不對勁的。」
蘇棠笑了笑，沒解釋。
「不過你這個習慣好，」趙春梅站起來伸了個懶腰，「干咱們這行，就是得心細。男的粗心，你看老劉，跑了二十年現場，有時候還不如我這個女的看得細。」
她走到窗邊，把窗戶推開一條縫，外面的熱風灌進來，帶著一股燒烤的味道——樓下有人在烤紅薯，鐵皮桶改的爐子，紅薯的焦香味混著煤煙味，倒也不難聞。
「對了，」趙春梅忽然轉過頭，「你住的地方安頓好了沒有？」
「差不多，就是缺個煤爐子。早上想燒水都沒地方。」
「我那兒有個多的，明天我給你帶過來。」趙春梅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很平常，像是在說「今天天氣不錯」。
蘇棠沒有推辭。她知道這個年代的人，幫忙就是幫忙，不需要客氣，也不圖回報。
「謝了，春梅姐。」
趙春梅擺擺手，拿起桌上的軍綠色帆布挎包，把書塞進去：「走吧，我請你吃晚飯。國營二食堂的紅燒帶魚不錯，就是貴點兒，一份要四毛錢。我攢了兩斤糧票，夠咱倆吃的。」
蘇棠想說「我請你」，但摸了摸口袋——今天早上出門時她數過，口袋裡還有中午買饅頭花掉的幾毛錢，加上剩餘的，總共不到兩塊。這個月工資三十二塊，已經花了一部分置辦生活用品，剩下不敢亂花。
她沒說什麼，跟著趙春梅出了門。
國營二食堂在分局斜對面，過一條馬路就到。
門面不大，門口掛著「工農兵飯店」的牌子，紅色的油漆已經斑駁了。推門進去，撲面而來的是炒菜的油煙味和嘈雜的人聲。十幾張方桌，鋪著白底藍格的塑料桌布，桌上擱著一雙竹筷子，筷筒是鐵皮罐頭盒改的。天花板上吊著兩盞日光燈，有一盞在閃，明滅不定地照著牆上那張「禁止吸菸」的標語——標語底下坐著的人全在抽菸。
趙春梅找了個靠牆的位置坐下，蘇棠坐在她對面。服務員過來，趙春梅點了紅燒帶魚、炒青菜和兩碗米飯，又加了一碗番茄蛋花湯。蘇棠算了算，這頓飯大概要一塊多錢，想說什麼，趙春梅已經把錢和糧票遞過去了。
「別跟我客氣，」趙春梅說，「以後你發工資了請我吃回來就行。」
等菜的功夫，趙春梅開始跟蘇棠聊隊裡的事。誰辦案子有一手，誰只會坐辦公室喝茶看報，哪個派出所的所長是個好樣的，哪個分局的副局長辦案子從來不沖在前面。蘇棠一邊聽一邊記，不是記在本子上，是記在心裡。前世她當過領導，知道一個單位里的人情世故比案子本身還複雜。
菜上來了。紅燒帶魚做得確實不錯，魚肉緊實，咸鮮適口，配著米飯吃很下飯。蘇棠吃得很慢，不是因為不餓，是因為她還在想白天的事——電機廠的門鎖、印染廠的掛鎖、劉建國筆記本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線索，還有紡織廠門口那個拎保溫桶的年輕人。
「春梅姐，」蘇棠夾了一筷子青菜，假裝隨意地問，「紡織廠的案子，咱們管不管？」
趙春梅正在啃帶魚，含混地問：「紡織廠什麼案子？」
「沒有案子。我就是聽食堂的大師傅說，那邊最近治安也不太平。但好像沒報上來。」
「廠礦企業的事，不好說。」趙春梅放下筷子，擦了擦嘴，「他們保衛科有自己的人，能壓的就壓了。除非出了大事，打死人了或者丟了大額公物，才往上報。小偷小摸的，人家自己就能查。」
蘇棠點了點頭。
趙春梅忽然壓低聲音：「你聽誰說的？食堂大師傅？是不是姓王的那個？」
「嗯。」
「他那個人，嘴碎得很，滿廠的事沒有他不知道的。」趙春梅端起湯碗喝了一口，「不過他說的事，十有八九是真的。上次他跟我說紡織廠副廠長跟出納有一腿，過了不到一個月，兩個人真被處分了。」
蘇棠笑了笑，沒接話。
趙春梅放下湯碗，忽然嘆了口氣：「說起來，紡織廠沈廠長家那個老三，你知道吧？今天中午王師傅是不是也跟你說了？」
蘇棠心裡一動，面上不動聲色：「提了一嘴。」
「那孩子挺可憐的。」趙春梅把碗裡的湯喝乾淨，放下碗，「他媽三年前沒了，他爸沒多久就續弦了。後媽帶來一個兒子一個閨女，對他不冷不熱的。他上面兩個哥哥，一個下鄉去了黑龍江，一個在外地工作，就剩他一個在家。」
「按道理他能留城？」
「按道理能。多子女家庭，可以留一個在身邊照顧父母。但問題是——」趙春梅壓低聲音，「知青辦的人說他們家已經有一個留城了。他那個繼兄前年辦的手續，說是身體不好，留城安排了工作。現在指標就沒了。」
蘇棠皺了皺眉：「他繼兄是真的身體不好？」
趙春梅聳了聳肩：「誰知道呢。反正人家手續齊了，知青辦認了。現在輪到老三了，指標用完了，要麼下鄉，要麼——」
「要麼什麼？」
「要麼結婚。」趙春梅用筷子點了點桌子，「跟城裡戶口的人結婚，就不用下鄉。這是政策。但你說他一個二十歲的大小伙子，連個對象都沒有，上哪兒結婚去？」
蘇棠沒說話。
她想起今天中午在食堂門口看到的那個年輕人——拎著保溫桶，低著頭，走得很快。她想起他蒼白的指關節，想起他像貓一樣不發出聲響的步子。她想起保溫桶。那個保溫桶是舊的，白瓷漆掉了好幾塊，但擦得很乾淨。他拎著它去了哪裡？給誰送飯？
她想起王師傅說的：他每個禮拜都去給他媽上墳。
「所以他不想下鄉？」蘇棠問。
「誰想下鄉啊。」趙春梅把最後一塊帶魚夾走，「黑龍江那地方，冬天零下三四十度，別說幹活了，光待著都夠嗆。他一個沒幹過重活的少爺，下去了能不能回來都兩說。」
蘇棠把碗裡的米飯吃乾淨，放下筷子。
她想起來，今天中午從食堂出來的時候，劉建國跟她說過一句話。那時他們剛騎車出了紡織廠大門，劉建國忽然頭也沒回地說了一句：「紡織廠那邊的治安問題，過陣子可能還得去一趟。你有空可以先摸摸情況。」
她當時沒多想，現在想來，劉建國可能是故意帶她去紡織廠食堂的。不是為了吃飯，是為了讓她「先摸摸情況」。
這個師父，話不多，但心思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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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飯，天還沒黑透。七月的江城市，太陽落得晚，天邊還剩一層橘紅色的光，把梧桐樹頂的葉子染成了銅色。
蘇棠和趙春梅在分局門口分了手。趙春梅騎上車往南走了，蘇棠往北走——她住的地方在老城區的一條巷子裡，從分局走回去要十五分鐘。
她走得很慢。不是累了，是在想事。
三十二塊錢一個月的工資，十平米的筒子樓宿舍，一個搪瓷缸子，一條補丁摞補丁的棉被，一輛舊自行車。這就是她在1979年的全部家當。
但她不覺得苦。前世她在省廳的時候，有一百二十平米的房子，有車，有手機，有電腦，有刷不完的信用卡。但那些東西沒有一個能讓她在凌晨兩點四十七分的時候，不倒在辦公桌上。
這一世，她想要的不一樣。
她想要一個家。不是一間屋子，是一個等她回去的人。
走到巷口的時候，她停了一下。
巷口的路燈下，站著一個老太太，正在收晾在繩上的床單。床單被風吹得鼓起來，像一面帆，老太太夠不著，踮著腳在那兒夠。
蘇棠走過去，幫她把床單拽下來。
老太太眯著眼睛看她：「你是新搬來那個女公安？」
「嗯。」
「好好好，」老太太把床單疊好夾在腋下，「公安好，住在這兒安全。」
蘇棠笑了笑，拐進巷子，上了樓梯。
樓道里的燈泡換了，不知道是誰換的，比昨天亮了一些。她摸出鑰匙開門，推門進去，屋裡黑漆漆的，有一股潮氣和舊報紙的味道。
她拉亮燈。
白熾燈泡晃了一下，亮了。
十平米的小屋，空空蕩蕩。床上的被子疊得方方正正，床頭柜上擱著那本壓枕頭用的書，是一本《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扉頁上寫著「1977年印刷」，定價三毛八分錢。
她坐到床沿上，脫了鞋。
水泥地的涼意從腳底板傳上來，跟前世她在辦公室熬夜時地板的涼意不一樣。那個涼是空調吹出來的，乾燥的、機械的。這個涼是地氣，濕漉漉的，帶著泥土和石灰的味道。
她躺下來，盯著天花板上的水痕。
明天還要去印染廠。
後天可能還要去紡織廠。
那個人——那個拎保溫桶的年輕人——她會不會再遇到他？
她不知道。
但她想起今天中午他走過去的那一刻，風把他的襯衫吹起來，後背的布料貼在他身上，露出肩胛骨淺淺的輪廓。那是幹過一點活但沒幹過重活的肩胛骨。是被人養大但沒有被人寵大的肩胛骨。
她翻了個身，把被子拉到下巴。
窗外的蟬還在叫，叫得比白天還響。
1979年7月的夜晚，沒有空調，沒有手機，沒有電視。只有蟬聲、煤煙味、和水泥地往上返的涼意。
蘇棠閉上眼睛。
明天，她還要去紡織廠。
也許不是為了案子。
她沒想明白是為了什麼，但也不著急想明白。
重活一次，有些事，慢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