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警隊的辦公室在一棟灰磚樓的二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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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棠跟著周建國穿過走廊，腳下的水泥地磨得發亮，牆根刷著一米高的綠油漆，上半截白灰牆已經泛黃。走廊盡頭是一扇木頭門，門板上釘著塊搪瓷牌子，紅字寫著「刑事偵察股」——這個年代還叫「股」，不叫「隊」。
推門進去，煙霧比外面還濃。
屋裡擺著三張老式三屜桌，桌上摞滿了卷宗，牛皮紙的封面上用毛筆寫著案號。靠牆是一排鐵皮櫃，櫃門上的漆掉了好幾塊，露出底下灰白色的底漆。窗戶開著，但沒有風，電風扇在屋頂咯吱咯吱轉，吹下來的全是熱風，混著煙味和汗味。
屋裡已經坐著兩個人。
一個三十出頭的男人，方臉，寸頭，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兩條曬得黝黑的小臂。他面前的桌上攤著一張江城市地圖，上面用紅藍鉛筆畫滿了圈和線。看見蘇棠進來，他抬起頭，目光在她臉上轉了一圈，然後落在周建國身上。
「周隊，這就是新來的？」
「蘇棠，警校分配來的。」周建國指了指那個男人，「這是老劉，劉建國。咱們隊的骨幹。」
劉建國點點頭，沒說「歡迎」之類的話，只是把煙叼在嘴裡，騰出一隻手來跟蘇棠握了握。手心有厚厚的繭子，指關節粗大，是常年握槍和翻卷宗磨出來的。
另一個人從角落裡站起來。
是個女的，二十六七歲的樣子，扎著一條馬尾辮，臉圓圓的，笑起來眼睛彎成月牙。她穿著跟蘇棠一樣的72式警服，但領口別了一枚團徽。她走過來，拍了拍蘇棠的肩膀，力氣不小。
「終於來個女的了！我叫趙春梅，你叫我春梅姐就行。」她嗓門不小，整間屋子都嗡嗡響，「我跟你說，這破隊就我一個女的，平時連個說悄悄話的人都沒有，憋死我了。」
周建國哼了一聲：「你少說兩句，沒人當你是啞巴。」
趙春梅白了他一眼，拉著蘇棠到自己桌邊坐下，把自己的搪瓷缸子遞過去：「喝水喝水，茶泡好了，就是涼了。」
蘇棠接過缸子。搪瓷缸子外面印著「為人民服務」的紅字，杯壁上有一道磕掉的瓷，露出底下的黑鐵。茶確實涼了，濃得發苦，但她喝了一口，沒皺眉頭。
前世她喝了十幾年的濃咖啡，這點苦不算什麼。
「行了，」周建國把一份卷宗摔在桌上，「人到齊了，說正事。」
他翻開卷宗，裡面夾著幾份手寫的報案記錄和現場勘查筆錄。紙是那種薄薄的、帶橫格的信紙，鋼筆字跡有的洇開了，辨認起來有點費勁。
「城東電機廠家屬院，昨天晚上八點多，一個老娘們報案說家裡進了賊。翻箱倒櫃的，丟了糧票布票和三十塊錢現金。這是本月城東片區第三起入室盜竊了。」他頓了頓，看向蘇棠，「小蘇，你剛來，先跟老劉去城東看看。不用你幹什麼，跟著學就行。」
蘇棠點頭：「好。」
劉建國把地圖折起來塞進褲兜里，站起來拿帽子：「走吧，趕在中午前到，還能問兩戶。」
趙春梅在後面小聲跟蘇棠說：「老劉話不多，人不錯。你跟著他，能學到真東西。」
蘇棠笑了一下，跟劉建國出門。
從分局到城東電機廠家屬院，騎自行車要四十分鐘。
劉建國騎著一輛二八大槓，車后座綁著一個軍綠色帆布包，包里裝著勘查箱——說是勘查箱，其實就是一個鐵皮盒子，裡面放著手電筒、捲尺、放大鏡、石膏粉和幾把不同型號的鑷子。
蘇棠騎的是隊裡借給她的一輛女式自行車，鳳凰牌的，車把上繫著一根紅綢子，不知道是誰系上去的。車輪碾過柏油路，發出細碎的沙沙聲。七月的江城市，梧桐樹葉子密得透不過光，蟬鳴從頭頂傾瀉下來，吵得人腦仁疼。
路上經過一個十字路口，路口豎著一塊巨大的GG牌，畫著一個穿的確良襯衫的女人，手裡舉著一塊上海牌手錶。GG牌底下停著一排自行車，賣冰棍的老太太推著白木箱車，箱子上寫著「紅豆冰棍，五分一根」。
劉建國忽然放慢車速，跟蘇棠並排騎。
「城東那片，大多是工廠家屬院。電機廠、紡織廠、印染廠，都擠在那一塊。人口密，成分雜，治安不好搞。」他頓了頓，「前兩天我跟紡織廠的保衛科聊過，他們那邊也不太平，但都沒報上來，廠里自己壓下去了。」
蘇棠問：「為什麼不報？」
劉建國看了她一眼，似乎在意外她會問這個問題。
「廠里怕影響生產評比。」他說，「盜竊案報多了，年底評先進就評不上。保衛科的人也是廠里的職工，抬頭不見低頭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蘇棠沒說話，但腦子裡已經在轉了。前世她見過太多這種「內部消化」的案子——廠礦企業自己查、自己捂、自己了，最後證據沒了，線索斷了，真兇逍遙法外。
但這一世她是新人，輪不到她來指手畫腳。她只是點了點頭，說了句「明白了」。
騎了大約二十分鐘，空氣里開始有股焦煤味。道路兩邊的梧桐樹漸漸被廠房取代，紅磚砌的圍牆，牆頭上拉著鐵絲網。圍牆裡面是高高低低的煙囪，有的冒著白煙，有的沒動靜。鐵門大開，穿著藍色工裝的工人進進出出，自行車鈴聲此起彼伏。
劉建國指了指前面：「紡織廠。」
蘇棠順著他的方向看過去。紡織廠的大門比電機廠的還要氣派，門柱上貼著白底紅字的標語——「工業學大慶」。門衛室門口掛著一塊黑板，上面寫著各班組的產量排名。廠區里傳來織布機的轟鳴聲，嗡嗡的，隔著圍牆都能感覺到地面的震動。
門口停著一排自行車，有幾個女工蹲在路邊吃午飯——鋁飯盒打開，裡面是米飯和炒青菜，筷子是竹子的，用完了在水龍頭底下沖一衝，下頓接著用。
蘇棠多看了兩眼，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她前世辦過一個案子，就跟紡織廠有關。那個案子讓她學會了一個道理：工廠里的人，知道的事比他們願意說出來的多得多。
「走，先去家屬院。」劉建國催她。
蘇棠收回目光，跟著他拐進一條窄巷子。
電機廠家屬院是一大片四五層高的紅磚樓，樓與樓之間拉著鐵絲，曬著床單被褥。樓下是水泥空地，幾個老太太坐在馬紮上擇菜，旁邊停著一輛嬰兒車，車裡的小孩啃著自己的腳趾頭。
劉建國把自行車鎖在樓下的鐵欄杆上，蘇棠也跟著鎖好車。
他們上了三樓，敲響報案人的家門。
開門的是一個五十來歲的女人，矮胖，頭髮用發卡別得整整齊齊，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碎花襯衫。她一看見警服，眼眶就紅了。
「同志，你們可來了！我都等了兩天了！」
劉建國掏出筆記本，一支鋼筆別在上衣口袋裡，他拔下筆帽，語氣不緊不慢：「大媽，您別急，慢慢說。東西是哪天丟的？」
「大前天！大前天晚上！」女人把門讓開，讓他們進屋，「我那天上夜班，晚上八點走的，第二天早上八點回來，一看屋裡翻得亂七八糟的。抽屜全拉開了，柜子門也敞著。我攢了半年的糧票，三十斤啊！還有布票，還有三十塊錢現金，全沒了！」
蘇棠站在劉建國身後，沒說話，只是用眼睛掃了一遍屋子。
一室一廳的老式格局，房間不大，家具不多——一張雙人床，一個三開門的大衣櫃，一張摺疊桌，兩把椅子，牆上掛著一本月份牌，翻到七月。窗戶關著，插銷完好，沒有撬動的痕跡。
她注意到門鎖是老式的碰鎖，鎖舌很短，門框上的鎖扣板只擰了兩顆螺絲，有一顆已經鬆了。
劉建國在做筆錄，她沒出聲，只是往門口走了兩步，蹲下來看了看鎖扣板。
螺絲孔周圍的木頭上有一道新的壓痕，像是被什麼東西別過。
她沒有立刻說出來。不是因為不想說，而是因為她現在應該是個「什麼都不懂的新人」。一個剛報到的女警，不該一眼就看出門鎖被做過手腳。她只是蹲在那裡看了看，然後站起來，退到一邊。
等劉建國做完筆錄，兩人下樓的時候，蘇棠才開口。
「劉哥，那個門鎖的鎖扣板，螺絲鬆了一顆。會不會是從外面用什麼東西別開的？」
劉建國腳步頓了一下，回頭看了她一眼。
「你注意到了？」
蘇棠說：「我蹲下去看了一下。」
劉建國沒再說什麼，走下樓才說了一句：「回去讓技術科的來看看。你眼還挺尖。」
蘇棠笑了笑，沒接話。
從家屬院出來，已經快中午了。太陽毒辣辣地曬在頭頂，地面燙得能煎雞蛋。劉建國說去紡織廠食堂吃飯，他們有熟人，可以不用飯票。
紡織廠的食堂在廠區東邊，一棟平房，門口排著長隊。工人穿著藍色工裝，端著搪瓷飯盆，在窗口前擠來擠去。空氣中瀰漫著紅燒肉的香味——今天是周五，每周一次的「大葷日」，肉菜限量，去晚了就沒了。
劉建國領著蘇棠繞到後廚，跟一個胖乎乎的大師傅打了個招呼。大師傅姓王，是保衛科王科長的弟弟，跟劉建國認識。
「老劉，今天帶新人來了？」王師傅看了一眼蘇棠，笑了笑，「女公安啊，少見。」
「警校剛分來的。」劉建國接過王師傅遞來的兩份飯菜，一份給了蘇棠。
蘇棠低頭看飯盒裡裝的：二兩米飯，一份紅燒土豆，幾片肥肉片，一勺炒豆芽。在這個年代，這已經是相當不錯的伙食了。她沒有嫌棄，端起來就吃。
王師傅在後廚門口跟劉建國嘮嗑，說的都是廠里的事。誰家生了個大胖小子，誰家的閨女考上技校了，誰家的兒子因為打架被派出所叫去了。
蘇棠一邊吃一邊聽，沒插嘴。
然後王師傅忽然壓低了聲音，說了句：「沈廠長家那個老三，你們知道吧？知青辦上門了，說是要讓他下鄉。」
劉建國嚼著米飯，含混地問：「哪個沈廠長？」
「就是咱們廠沈廠長啊，沈德茂。他家老三，沈硯之，上面兩個哥哥都走了，按道理能留城，但知青辦的人說核查過了，不符合留城條件，估計是下鄉指標不夠。嘖嘖，那孩子也是命苦，媽走得早，後媽又不管，現在逼著人家下鄉。」
蘇棠吃土豆的動作沒停，但她記住了這個名字。
沈硯之。
「那孩子不樂意？」劉建國問。
「能樂意嗎？」王師傅把煙點著，「聽說他媽——親媽——就埋在城外的陵園，那孩子每個禮拜都去。你說他下了鄉，誰給他媽上墳？」
後廚有人在喊王師傅，他叼著煙轉身回去了。
劉建國把飯盒裡最後一口米飯扒拉乾淨，站起來抹了把嘴。
「走吧，下午還要去印染廠那邊看看。」
蘇棠把飯盒還回去，跟著劉建國往外走。
經過廠區的主幹道時，她遠遠看見一個人。
那人從家屬區的方向走過來，穿著一件白色的確良短袖襯衫，袖子挽到小臂，手裡拎著一個網兜，網兜里裝著一個保溫桶。他走得不快，步子很輕，像是不願意弄出聲響。他低著頭，額前的碎發擋住了半張臉，但蘇棠還是看到了——皮膚很白，輪廓很深，不像工人，倒像畫報上走出來的人。
王師傅在後面喊了一聲：「硯之！你爸在辦公室等你呢！」
那人抬起頭，往這邊看了一眼。
就一眼。
蘇棠沒有跟他目光對上，因為她在看別處。但劉建國的腳步頓了一下，低聲說了句：「那就是沈廠長家老三。」
蘇棠「哦」了一聲，沒回頭。
她走過去了。
身後傳來腳步聲，輕輕的，漸漸遠了。
她不知道的是，那個人也在看她。看她的警服，看她的背影，看她被梧桐樹葉漏下來的光斑照得一閃一閃的肩膀。
他沒說什麼，拎著保溫桶，拐進了另一條巷子。
蘇棠上了自行車，跟在劉建國後面，騎出了紡織廠的大門。
蟬還在叫。
七月的江城，熱得像蒸籠。
但她記住了那個名字。
沈硯之。
不是因為他在人群中多好看，而是因為他拎著保溫桶的樣子，跟她前世見過的某個人很像——都是那種，在人群里安安靜靜的、不爭不搶的、讓人覺得「這個人不該吃苦」的。
她把這個念頭甩了甩，踩快了自行車。
前面還有案子等著她。
至於那個拎保溫桶的年輕人，不過是一閃而過的一個身影罷了。
她這麼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