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蘇棠到分局報到後，騎上車往北去了。
從分局到紅旗公社，騎車要將近一個小時。先走一段柏油路，過了城北的鋼材廠，柏油路就變成了砂石路，車輪碾上去沙沙響，揚起一路黃灰。路兩邊是大片的玉米地，玉米稈子一人多高，葉子在風裡嘩啦啦地響。偶爾有一輛拖拉機從旁邊開過去，突突突地冒著黑煙，車上坐著幾個戴草帽的農民，看了蘇棠一眼，又轉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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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棠騎得不快，一邊騎一邊看路邊的地形。她把這條路記在腦子裡——哪裡有個岔路口，哪裡有片樹林，哪裡有幾間孤零零的房子。這個習慣是前世養成的，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先把環境摸清楚，萬一以後用得著呢。
紅旗公社到了。
說是公社，其實就是一條不長的土路，兩邊有幾排青磚平房。公社辦公室、供銷社、衛生所、郵局，都在這條路上。路邊拴著一頭驢，驢低著頭吃草，尾巴甩來甩去。供銷社門口坐著幾個老頭，在樹蔭底下下象棋，棋子啪啪地拍在棋盤上，聲音脆得很。
蘇棠把自行車停在公社門口，推門進去。
公社辦公室是一間大屋子，水泥地，白灰牆，牆上掛著毛主席像和好幾面錦旗。靠牆是一排老式桌椅，桌上堆著文件，最裡面坐著一個五十來歲的男人，穿著藍色中山裝，戴著老花鏡，正在看報紙。他聽到門響，抬起頭，目光從老花鏡上方射過來，打量了蘇棠一眼，落在她的警服上。
「同志，找誰？」
蘇棠走過去，掏出工作證亮了一下：「江城市公安局城中分局刑警隊，蘇棠。來了解一下情況。」
男人摘下老花鏡，站起來，跟蘇棠握了手。他的手粗糙，手心有厚厚的繭子。「我姓趙，趙德厚，公社治安主任。刑警隊的？少見啊，女同志。」
「趙主任，我想了解一下，最近這幾個月，你們公社有沒有什麼異常情況？」蘇棠沒有直接說失蹤案的事，先繞了一個彎。
趙德厚想了想，搖搖頭：「沒什麼異常。生產都正常，治安也穩定。前兩個月有兩家打架的，我們調解了，沒出大事。」
蘇棠掏出筆記本，翻開，把趙三娃工友說的那句話念了一遍：「我這邊有一條線索，說紅旗公社這邊有戶人家在招工，從外面招人來幹活。你知道這件事嗎？」
趙德厚皺了皺眉，搖頭：「沒聽說過。各生產隊用工都是隊裡安排，哪有從外面招人的？誰說的？」
「一個報案人。」蘇棠沒說是誰，把筆記本合上，「趙主任，我想在公社這邊轉轉，走訪幾戶人家。您看方便嗎？」
趙德厚猶豫了一下，點了點頭：「行。我找人帶你。」
他走到門口，喊了一嗓子：「小趙！小趙！」
一個年輕人從隔壁屋跑過來，二十七八歲的樣子，黑黑瘦瘦，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軍綠色褂子。他是公社的治安員，姓趙，叫趙衛國。
「衛國，你帶這位蘇同志在公社附近轉轉，了解一下情況。」趙德厚說完，又看了蘇棠一眼，「蘇同志，我們這邊窮鄉僻壤的，沒什麼大事，你怕是白跑一趟。」
蘇棠笑了笑：「白跑也正常。干我們這行的，十次跑九次白跑，但總得跑了才知道。」
趙衛國騎著一輛二八大槓，帶著蘇棠沿著生產隊的土路走。
路不好走，坑坑窪窪的，蘇棠騎著車顛得屁股疼。趙衛國倒是習慣了，騎得飛快，蘇棠跟在他後面，塵土撲面而來，打得臉上生疼。她把頭巾往上拉了拉，護住口鼻。
「你們這邊，外來人員多不多？」蘇棠扯著嗓子問。
趙衛國回過頭，大聲說：「不多。除了走親戚的，基本沒有。城裡人誰往鄉下跑？」
「有沒有那種——在村里租房子住的外來人？」
「沒有。我們這邊房子都是社員自己住的，哪有租出去的？」趙衛國想了想，「倒是有幾個從外縣過來投奔親戚的，住了一陣就走了。都是老實人，沒什麼問題。」
蘇棠沒再問，繼續跟著他騎。
他們走了兩個生產隊。趙衛國帶著她見了生產隊長，蘇棠問了幾個問題——最近有沒有陌生人來過，有沒有人反映家裡丟了東西，有沒有人失蹤。生產隊長們都說沒有。有一個隊長想了想，說了一句：「上個月好像有個外鄉人來過，說是找活乾的，在村里轉了一圈就走了。叫什麼名字，不知道。長什麼樣，也記不清了。」
蘇棠把這條記在筆記本上。一條很模糊的線索，模糊到幾乎沒有價值。但她還是記了。前世的經驗告訴她，很多案子破獲以後回頭看，最初的那些線索都是模糊的，是後來一點一點拼起來的。
走訪到第三個生產隊的時候，蘇棠注意到一件事。這個生產隊的位置比較偏僻，靠近一片丘陵地帶，房子蓋得稀稀拉拉的，不像前兩個生產隊那麼集中。有一戶人家引起了她的注意——房子在村子最邊上，獨門獨院，院牆很高，用的不是土坯，是紅磚。在這個年代，農村蓋紅磚房的不多，大多是土坯牆或者石頭牆。紅磚貴，一般人用不起。
「那戶人家是幹什麼的？」蘇棠指了指那個院子。
趙衛國順著她指的方向看了一眼，說：「那是杜家的。戶主叫杜德昌，兩口子，沒兒沒女。杜德昌以前在城裡幹過活，後來回來了，在家裡種地。他家條件比較好，杜德昌能幹，攢了點錢，蓋了這房子。」
「他一個人種地，能攢這麼多錢？」
趙衛國笑了笑：「誰知道呢。說不定在城裡幹活的時候攢的。」
蘇棠看了看那個院子，把「杜德昌」三個字記在筆記本上，在旁邊打了一個問號。不是因為他有問題，是因為他特殊。在所有人都住土坯房的地方，一個人住紅磚房，這一點本身就值得多看一眼。破案的邏輯有時候很簡單——異常之處，就是線索開始的地方。
剛吃完，沈硯之來了。
他騎著自行車從城裡來的，車把上掛著一個布兜，兜里裝著兩個搪瓷飯盒。他到公社門口的時候，蘇棠正站在台階上喝水，差點被水嗆到。
「你怎麼來了？」她放下搪瓷缸子。
沈硯之把自行車停好，走過來，把布兜遞給她。「說好了給你帶飯。你沒拿。」他的語氣很平靜，但臉上有一層薄汗，頭髮也被風吹得有點亂。從城裡到紅旗公社，騎自行車要將近一個小時。他中午下了班就趕過來了，來回將近兩個小時，就為了給她送一頓飯。
蘇棠看著布兜，裡面是一個飯盒和一個保溫桶。飯盒裡是米飯和菜，保溫桶里是湯。她打開飯盒，裡面是紅燒排骨——不是昨天晚上吃剩的，是新做的。排骨燉得酥爛，醬紅色，湯汁收得剛剛好，每一塊排骨都裹著一層亮晶晶的醬汁。排骨下面是米飯，米飯被湯汁浸了一部分，變成了深褐色，看著就香。
「你中午沒吃？」蘇棠問他。
沈硯之搖了搖頭，「回去再吃。下午廠里請了半天假。」
蘇棠想說「你跑這麼遠就為了送個飯」，但話到嘴邊，看到他的表情——他沒覺得自己做了多了不起的事，臉上帶著一種「應該做的」表情——她把話咽了回去，把飯盒蓋上。
「我吃過了。公社食堂吃的。這個我帶回去晚上吃。」
沈硯之點了點頭，沒說什麼。他看著蘇棠的臉，忽然伸出手，在她臉頰上擦了一下。
蘇棠愣了一下。
「臉上有灰，」沈硯之把手收回去，耳朵尖紅了，「騎車騎的。」
蘇棠也紅了臉。不是因為害羞，是因為旁邊有人。趙衛國站在供銷社門口，正朝這邊看，嘴角帶著一種「我什麼都沒看見」的笑。
「你趕緊回去，」蘇棠說，「路上慢點。」
沈硯之應了一聲，跨上自行車，騎走了。蘇棠站在公社門口看著他的背影——白襯衫，黑色布兜，騎得不快不慢。他從那個紅磚院牆旁邊騎過去的時候，蘇棠注意到杜德昌家的院門關著，從外面看不到裡面的情況。沈硯之騎過去，拐了個彎，消失在玉米地那邊。
下午，蘇棠又走了兩個生產隊。
還是沒什麼收穫。社員們都說得差不多——沒見什麼陌生人，沒聽說誰失蹤，日子過得平平常常。蘇棠的筆記本倒是記了好幾頁，但大部分是沒什麼用的信息，什麼「三隊張家的豬跑了找了兩天才找回來」「五隊李家的兒子在城裡當臨時工一個月回來一趟」之類的。蘇棠覺得自己像一個在沙子裡找金子的人，篩了一天，篩出來的全是沙子。但篩沙子這種事，她是做慣了的。前世她篩過無數次沙子，有些案子篩了幾個月才篩出一粒金子，而那粒金子就是破案的關鍵。
回城的路上，她路過杜德昌家的那個院子。
院門還是關著。蘇棠放慢了車速，往裡看了一眼。院牆太高，什麼也看不見。但她注意到一件事——院門口的地上，有幾道新的車轍印，是那種架子車的車轍，比自行車輪寬得多，深深地刻在泥地上。架子車一般是用來拉重物的。拉什麼？糧食？磚頭？還是別的什麼？
她把這個細節記在了腦子裡。
回到分局，天快黑了。辦公室只有趙春梅一個人，正在整理今天的走訪記錄。看到蘇棠進來，她抬起頭，問了一句：「跑了一天，有收穫嗎？」
蘇棠把包放下，坐到自己椅子上。她用搪瓷缸子倒了杯水，喝了一大口，水已經涼了，從喉嚨一路涼到胃裡。
「沒有。」她說。
趙春梅看了她一眼，「明天還去？」
「去。」
趙春梅沒再問，低下頭繼續整理記錄。
蘇棠坐在那裡，翻開筆記本，看著今天記的那些信息。大部分是廢的，但有幾點她覺得有點意思：第一，三隊的趙隊長說「上個月有個外鄉人來過，找活乾的，轉了一圈就走了」——時間點與趙三娃失蹤的時間吻合；第二，杜德昌家的紅磚房，在整個片區的土坯房裡顯得很突兀；第三，杜德昌家院門口那些架子車的車轍印，不像是一輛普通農用車的痕跡。
她把這三條信息單獨列在筆記本的最後面，每一條下面畫了橫線。
三條線，都指向同一個人。不，不是指向，是「可能指向」。一個老刑警的直覺告訴她，杜德昌這個人——值得再查。但也僅僅是「值得再查」。沒有證據，沒有證人，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東西。蘇棠合上筆記本，閉了閉眼睛。她想起前世她經手過的一個案子，受害人是個外地來的小姑娘，失蹤了半年，最後在一個廢棄廠房的地下室里找到的。破案的關鍵，不是什麼高科技手段，是一個老民警的一句話——「那個廠房旁邊的住戶，我總覺得他家不對勁。」蘇棠當時問那個老民警，「哪裡不對勁？」老民警說，「說不上來。就是不對勁。」
後來案子破了，那個人確實是兇手。
「不對勁」三個字，有時候比什麼證據都重要。因為證據是破了案以後才有的，「不對勁」是破案之前就有的。它是一種直覺，是經驗堆出來的本能反應。蘇棠前世不相信直覺，她只相信證據。但後來她發現，很多好刑警都有這種直覺，它不是什麼神神叨叨的東西，是你的大腦在你不注意的時候，已經幫你把所有線索處理了一遍，然後給你一個結論。這個結論，就叫「不對勁」。
杜德昌這個人，讓蘇棠覺得不對勁。不是因為他做了什麼，是因為他什麼都不做，卻擁有別人沒有的東西。在所有人都窮的地方，一個人不窮，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但這種話，她不能跟任何人說。說了別人會以為她瘋了——一個剛參加工作不到一個月的新人，憑著「直覺」就要查人家？不合適。所以她什麼都沒說，把筆記本揣進兜里，站起來。
「明天我繼續去紅旗公社，」她對趙春梅說，「再轉轉。」
趙春梅抬頭看了她一眼，張了張嘴，欲言又止，最後只說了一句：「注意身體。」
蘇棠點了點頭，走出辦公室。
回到家，沈硯之已經把飯做好了。他今天回來得早——送了飯後直接回了家，沒去廠里。紅燒排骨熱在鍋里，還炒了一盤蒜蓉空心菜，蒸了米飯。蘇棠坐下來吃飯，沈硯之坐在對面，手裡拿著一本《機械製圖》，一邊看一邊吃。他在自學，說是想在廠里轉正。蘇棠看了他一眼——他翻書的時候，手指在書頁上輕輕划過，指尖帶著淡淡的鉛筆灰。
「今天跑了一天，有什麼發現？」沈硯之問。
蘇棠嚼著排骨，含混地說：「沒什麼發現。走訪了幾個生產隊，都說沒見什麼陌生人。」
沈硯之點了點頭，沒再問。他合上書，站起來繞到蘇棠身後，把雙手放在她的肩膀上，開始按。他的手指捏在她肩頸的肌肉上，力道剛好，不輕不重。蘇棠的肩膀今天確實很酸——騎了一天的車，顛了一天，肌肉發緊。沈硯之的手指按下去，酸脹感從肩膀蔓延到後腦勺，她閉了閉眼睛，整個人鬆了下來。
「有一戶人家，」蘇棠閉著眼睛說，「住的房子跟別人不一樣。紅磚的，院牆很高。」
沈硯之的手沒有停，「你覺得有問題？」
「說不上來。」蘇棠想了想，「就是覺得不對勁。」
沈硯之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了一句讓蘇棠意外的話：「你信你自己的感覺就行。」
蘇棠睜開眼睛，回頭看了他一眼。沈硯之的表情很認真，不是那種敷衍的安慰，是真的在表達一種態度——她判斷事情的時候，他站在她這邊。不管有沒有證據，不管別人信不信，他信。
「你又不懂破案，」蘇棠說。
沈硯之手上的動作沒停，「我不懂破案，但我懂你。」
蘇棠沒再說話。她把頭靠在椅背上，閉著眼睛，感受著沈硯之的手指在她肩頸上按揉的力道。窗外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飯，聲音在暮色里傳得很遠。遠處紡織廠的煙囪還在冒煙，把天空染成灰藍色。
她想，明天再去紅旗公社。再去看看那個紅磚院子。
不是因為有了新的證據，是因為她信自己的感覺。沈硯之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