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子是周一早上送來的。
蘇棠到辦公室的時候，周建國已經在了。他面前的桌上攤著三份報案記錄，菸灰缸里堆了四五個菸頭，看樣子來了有一陣了。趙春梅坐在他對面，手裡拿著一支鋼筆，在本子上記著什麼。劉建國站在窗邊，背對著大家，面朝窗外抽菸。屋子裡的氣氛不對——不是緊張，是那種「事情不小但還沒理出頭緒」的悶。
蘇棠把包放下，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了。沒人說話，周建國翻著那三份記錄，翻完了，又從頭翻了一遍。窗外有人在走廊里拖地，拖把撞到門框上，悶悶的一聲響。隔壁辦公室的電話響了，沒人接，響了七八聲才停。
周建國把菸頭掐滅在菸灰缸里，抬起頭。
「城北派出所報上來的。上個月到現在，紅旗公社那邊丟了四個人。」
他把三份記錄推到桌子中間。蘇棠拿了一份，趙春梅拿了一份，劉建國從窗邊走過來，拿了剩下的一份。
蘇棠翻開手裡的那張。紙質粗糙，是用那種帶紅頭的派出所專用筆錄紙手寫的，鋼筆字跡潦草，有些地方墨水洇開了，辨認起來有點費勁。報案時間是六月二十三日。報案人是一個叫李翠花的女人，四十二歲，紅旗公社第二生產隊社員。失蹤者是她的丈夫，名叫劉德厚，四十五歲，也是紅旗公社二隊的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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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家的五月十二號出去的，」蘇棠念著筆錄上的原話，「說到江城找工作，找個活干。走了以後就沒回來。我等他到月底，還是沒回來。我去城裡找了兩趟，沒找到。我跟隊裡說了，隊裡說讓再等等。等到六月底了還不見人，我就來派出所報了。」
她翻了翻後面，沒有附任何證明材料。沒有劉德厚的照片，沒有他的詳細體貌特徵描述，甚至連他出門那天穿的什麼衣服都沒寫清楚。
「這個案子派人查過沒有？」劉建國問。
周建國搖頭：「派出所人手不夠，光是戶籍整頓就忙不過來。再說——人走失了不到兩個月，按照慣例，不夠立案標準。」他頓了頓，看著桌上那三份記錄，「要不是後來又報了三個，這份估計還壓在抽屜里。」
趙春梅手裡那份是六月二十八日報的。失蹤者叫王長河，三十八歲，臨江縣人——不是紅旗公社的，是臨江縣下面一個叫柳河鄉的。他到江城來是找親戚的，說是想托親戚在城裡找個活干。親戚沒等到他，等了十來天不見人影，跑到江城來找，找了一圈沒找到，最後到城北派出所報了案。親戚姓孟，是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太，在派出所哭了一場，說「這孩子老實，從來沒出過遠門，肯定是出了什麼事」。派出所的人做了筆錄，讓老太太回去等消息，然後就沒了下文。
蘇棠把兩份記錄放在一起，比對著看。兩個人的失蹤時間都在五月中旬前後，前後差了不到一個禮拜。一個人是紅旗公社的，一個是臨江縣的，看起來沒什麼關係。但她心裡有一個念頭冒出來，像是水底的氣泡，咕嘟一下，還沒升到水面就破了。
「第三份呢？」她問。
劉建國把手裡的那份放在桌上。這份的報案時間更晚，七月二日，也就是上個禮拜四。失蹤者叫趙三娃，三十二歲，沒有固定住址，是那種在城裡各處打零工的外來人員。他的工友來報的案，說趙三娃五月底就不見了，開始以為是去別處找活了，但後來聽另一個工友說，趙三娃走之前提過一句，說北郊紅旗公社那邊有戶人家在招工，工資開得不低，他打算去看看。
「看看。」劉建國把「看看」兩個字咬得很重，「看了就沒了。」
蘇棠的目光在三份記錄上掃了一遍，最後落在最後一份的那個細節上——趙三娃的工友提到「北郊紅旗公社那邊有戶人家在招工」。
周建國敲了敲桌子，把所有人的注意力拉回來。
「老劉，你上午去紅旗公社，找公社的治安主任聊聊，看那邊最近有沒有什麼異常。春梅，你去臨江縣，跟柳河鄉派出所碰個頭，把王長河的情況摸一摸。我下午去城北派出所，把這幾個案子的原始材料調出來看看。小蘇——」
他看了蘇棠一眼，猶豫了一下。
「你跟我去城北所。先熟悉情況，不著急上手。」
蘇棠應了一聲，沒多說。她知道周建國的意思——她才來隊裡不到一個月，雖然上次印染廠的案子表現不錯，但這種涉及多起失蹤的案子，老同志帶著做是規矩。她沒意見。但她把趙三娃那份記錄的筆跡記在了腦子裡，尤其是「北郊紅旗公社有戶人家在招工」那句話，她默念了兩遍，記住了。
散會後，蘇棠把三份記錄又看了一遍。這一次她看得更慢，每個字都不放過。她注意到一個細節——劉德厚的妻子李翠花在筆錄里提到，「我當家的出門那天，穿了一件藍色的確良短袖」，但後面又有一句「他那件衣服是去年做的，做的時候布票還是跟鄰居借的」。藍色的確良短袖，對於一個農村家庭來說，是出客才穿的衣裳。劉德厚去城裡找工作，穿了最好的衣服。
這說明什麼？說明他很重視這次出門。不是隨便逛逛，是認真的。
趙三娃的工友在筆錄里說，「三娃走的時候挺高興，說那邊給的工資高，干一個月頂在城裡干仨月」。高興的，以為找到了好活。
王長河的親戚說，「這孩子老實，從來沒出過遠門」。頭一回出遠門，投奔親戚，結果半路上就沒信了。
三種不同的狀態，但結局是一樣的——都消失了。
蘇棠把記錄疊好，放在桌角。她站起來走到窗邊，看著樓下的馬路。梧桐樹葉子被太陽曬得打卷，蟬聲密得像一張網。遠處有人在騎自行車，車鈴鐺叮鈴鈴響了一聲，很快又聽不見了。
她想起前世辦過的那些失蹤案。大多數失蹤者最後都能找到——回了老家、換了工作、跟人跑了。但也有找不到的。那些找不到的，最後大多數都去了一個地方。她不敢往下想，把那個念頭掐滅了，轉身回到座位上，開始整理採訪提綱——把要去派出所核實的問題一條一條列在筆記本上，字跡工工整整，邏輯清清楚楚。
這不是重生者開掛，這是一個老刑警的職業本能。
中午蘇棠回到家——那個兩室一廳的新家，沈硯之已經把飯做好了。
搬過來一個多禮拜，他每天中午都做飯。蘇棠說過「我在食堂吃就行，你別麻煩了」，他說「不麻煩」，然後就繼續做。蘇棠也懶得再說了，反正她也想吃。
今天做的是紅燒帶魚。帶魚是早上在菜市場排了四十分鐘隊買的，這個年代帶魚緊俏，去晚了就沒了。沈硯之把帶魚煎得兩面金黃，加醬油、糖、料酒、蔥姜，小火慢燉到湯汁收干，魚肉又嫩又入味。旁邊配了一碟醋溜白菜和一盆番茄蛋花湯，湯里飄著幾滴香油，聞著就開胃。
蘇棠坐下來，端起碗吃了兩口帶魚，點了點頭。沈硯之坐在對面，看著她吃，自己沒怎麼動筷子。
「今天有新案子？」他問。
蘇棠看了他一眼。她沒跟他說過案子的事，但他好像總能看出來——她什麼時候在想案子，什麼時候在放空。可能是看她的表情，也可能是看她吃飯的速度。
「嗯，」蘇棠嚼著飯含混地說，「城北那邊丟了幾個人。」
沈硯之沒追問。他把醋溜白菜往她那邊推了推，「多吃點菜。」
蘇棠夾了一筷子白菜，酸脆爽口，放了干辣椒，微微辣，很開胃。她忽然想起前兩天沈硯之問她累不累，她說肩膀有點酸，他就過來給她按了按肩膀。她的手勁不大，但揉在酸脹的肌肉上很舒服，力道不輕不重，像是專門練過的。蘇棠問他什麼時候學的，他說「你上次說肩膀酸之後學的」。蘇棠沒再問了。後來連續幾天他每天晚上都給她按，一邊按一邊有一搭沒一搭地說幾句閒話——樓下誰家生了個兒子、菜市場今天的肉比昨天便宜了兩分錢、窗台上的綠蘿又長了一片新葉子。蘇棠閉著眼睛聽那些瑣碎的話，覺得自己前世的每一天都過得太快了。快到來不及聽一個人說這些，也來不及讓一個人給自己按肩膀。
「下午還去所里？」沈硯之問。
「嗯。下午跟周隊去城北派出所。」
沈硯之點了點頭，給她碗裡又夾了一塊帶魚。
「晚上想吃什麼？」
蘇棠想了想，「排骨？」
沈硯之笑了。他笑起來的時候眼睛會彎成一個好看的弧度，眼角擠出淺淺的紋路。
「行。我下了班去買。」
蘇棠把碗裡最後一口飯扒拉完，站起來收拾碗筷。沈硯之按住了她的手。
「我來洗。你歇一會兒。」
蘇棠看了看他的手——修長的手指，骨節分明，指甲修剪得整整齊齊。他按在她手腕上的力道很輕，但她感覺到那隻手的溫度，溫熱的，比平時高一些。
「你又把排骨的肉票用了吧？」蘇棠問。這個月的肉票本來就不多，前幾天剛買了五花肉，現在又要買排骨，票不夠用。她記得沈硯之說過他有渠道換票——跟廠里的同事換，用工業票換肉票。他沒說跟誰換的，蘇棠也沒問。
沈硯之沒說話，只是笑了笑，把碗筷收拾進了廚房。
蘇棠靠在廚房門口看了一會兒。他繫著圍裙，藍色的，是趙春梅送的那條，圍裙帶子在腰後系了一個蝴蝶結。他站在水池前，低著頭洗碗，水龍頭的水流不大，他把每一個碗都里里外外洗一遍，洗乾淨了倒扣在案板上瀝水。
「沈硯之。」她叫他。
「嗯。」
「晚上早點回來。別在廠里加班。」
沈硯之回頭看了她一眼。水龍頭還在流，他的手指在水裡泡得有點發白。
「怎麼了？」
蘇棠沒回答，轉身去穿外套了。
她沒說出口的話是——今天那個案子，讓她想到了一些不好的事。她不想晚上回到家的時候是一個人。
但這話她說不出口。前世沒說過的，這一世也不容易說。
下午，蘇棠跟著周建國去了城北派出所。
城北派出所在江城市北邊，離紅旗公社不遠，是一棟灰磚平房，門口種著兩棵槐樹，樹蔭底下停著幾輛自行車。派出所的院子裡曬著床單，白色的，在風裡飄來飄去。
所長姓孫，四十出頭，瘦高個兒，說話慢條斯理的。他把周建國和蘇棠領進辦公室，倒了茶——搪瓷缸子，茶葉沫子，泡得濃黑。蘇棠喝了一口，苦得很，但她沒皺眉頭。
孫所長把那三份失蹤案的材料都找出來了。每一份都是一個牛皮紙信封，裡面裝著報案筆錄和幾份簡單的核查記錄。蘇棠一份一份地翻，看得很慢，每個字都看清楚。三份材料加在一起，不到二十頁紙。這就是四十幾歲的丈夫、三十八歲的兒子、三十二歲的兄弟，在這個世界上留下的全部。
「就這些？」周建國翻了翻，眉頭皺起來，「沒有現場走訪的記錄？」
孫所長嘆了口氣：「老周，你也知道我們所里多少人。滿打滿算六個民警，管著北邊三個公社一個鎮，戶籍、治安、糾紛，什麼都得管。這種走失案，按規矩是登記造冊，等人自己回來。我們實在沒有人手去一戶一戶地問。」
周建國沒說話。他把那幾份材料又翻了一遍，然後抬起頭看了一眼蘇棠。蘇棠知道他在想什麼——她想說「我去走訪」，但規矩是規矩，她一個新來的，沒資格越過派出所直接去公社。
「孫所長，」蘇棠放下茶缸子，「這幾個人，他們的家屬後來有沒有再來問過？」
孫所長想了想：「劉德厚的媳婦來過電話，打過兩次。王長河的親戚沒再來了。趙三娃的那個工友——好像也沒來了。」他頓了頓，「也不奇怪。走失這種事，時間長了，家屬也就認了。」
蘇棠點了點頭，沒再說。
她想了什麼，只有她自己知道。在她前世的經驗里，有一種案件叫「隱性命案」——受害者的身份往往是社會邊緣人群，外來務工者、無固定住址的人、與家人聯繫不緊密的人。他們的失蹤不會被太多人注意到，家屬報案後，派出所登記了，等著等著，就不了了之了。因為沒有線索，沒有人手，沒有技術手段。而真正的兇手，就藏在這個「不了了之」裡面。
出了派出所，蘇棠騎上車跟在周建國後面。風吹過來，熱的，帶著路邊的青草味。她看著周建國的背影——寬厚的肩膀，警服後背被汗浸濕了一大片，顏色比別處深一些。
「周隊，」她追上他，並排騎著，「明天我想去紅旗公社那邊轉轉。」
周建國看了她一眼。他的目光在她臉上停了兩秒，像是在掂量她這個請求的分量。然後他說了一句話，聲音不大，但蘇棠聽得清清楚楚。
「去可以。別打草驚蛇。還不知道有沒有蛇呢。」
蘇棠應了。
「小蘇，」周建國忽然又叫了她一聲，語氣比剛才鄭重了一些。
「嗯。」
「這種案子，有時候是找不到人的。」
蘇棠沉默了一瞬。她當然知道。前世她經手過的失蹤案，有成案率，也有破案率。有些失蹤案最後找到了人，有些永遠找不到。找不到的那些，你沒辦法跟家屬說「我們沒有線索，沒辦法」。你只能沉默。
「我知道。」她說。
周建國沒再說什麼。兩個人沉默地騎著車，一前一後，穿過梧桐樹蔭，穿過蟬鳴，穿過1979年七月的熱風。
蘇棠的心思已經飄到了明天要走訪的紅旗公社。她不知道從明天開始，她要在這個案子上花多少時間。三個月？半年？還是一年？她不知道。但她知道一件事——這個案子，她不會讓它被壓在抽屜里，和灰塵作伴。
晚上六點半，沈硯之回來了。
他拎著菜，排骨果然買到了。排骨用舊報紙包著，報紙外面滲出了淡淡的血水。他把菜放到廚房，洗了手，開始做飯。蘇棠坐在客廳里看今天在派出所抄回來的筆錄，一頁一頁地翻，把三個失蹤者的信息整理到一張表格里——姓名、年齡、住址、失蹤時間、最後出現的地點、隨身攜帶的物品、體貌特徵。表格是她在筆記本上自己畫的，橫線豎線用尺子比著畫的，工工整整。
沈硯之在廚房裡忙活，排骨焯水的香味飄出來，混著蔥姜的辛香。蘇棠的筆停了一下——她忽然想到一件事。趙三娃的那個工友說，趙三娃去紅旗公社之前提過「有戶人家在招工」，但沒有說具體的地址。如果她明天去紅旗公社走訪，一家一家地問，可能打草驚蛇。但如果不去問，可能永遠找不到那個「有戶人家」。
前世她面臨過無數次這種兩難，每一次的選擇都是——去。寧可打草驚蛇，也不能什麼都不做。
「吃飯了。」沈硯之端著一大海碗排骨從廚房出來，把碗放在桌上。
蘇棠合上筆記本，走到桌邊坐下。排骨燉了一個多小時，骨頭都酥了，肉一抿就掉。她夾了一塊，咬了一口，閉上眼睛嚼了兩下——她吃紅燒排骨和紅燒肉的時候有個習慣，會閉眼睛。她不知道這件事，但沈硯之知道。他每次看她閉眼睛，嘴角都會彎一下，然後低下頭繼續吃自己碗裡的飯。
今天蘇棠吃排骨的時候沒閉眼，她在想事。沈硯之看出來了，沒問她，只是把湯往她那邊推了推。
「湯快涼了。」
蘇棠端起湯碗喝了一口。番茄蛋花湯，酸甜適口，蛋花打得碎碎的，在湯里飄著。
「明天早上我早點走，」蘇棠說，「去北郊那邊跑一趟。」
沈硯之點了點頭，「我給你帶午飯。」
「不用，公社有食堂。」
「公社食堂的飯菜不好吃。」
蘇棠看了他一眼。他說話的時候沒看她，低著頭在挑魚刺——帶魚有細刺，他用筷子把刺一根一根地挑出來，挑乾淨了，把那塊魚肉夾到蘇棠碗裡。
蘇棠看著碗裡的魚肉，沒說話。
她忽然覺得自己很像一個人——像很久以前，在另一個世界裡，那個倒在辦公室里的女人。那個女人不會有人給她挑魚刺，不會有人問她肩膀酸不酸，不會有人每天中午等她回家吃飯，用排骨和帶魚和紅燒肉，把她從一個連軸轉的機器，變成一個會閉眼睛吃飯的活人。
「好，」蘇棠說，「你幫我帶。」
沈硯之抬起頭看了她一眼，笑了。
那個笑容很簡單，但如果蘇棠看仔細了，她會發現那是沈硯之搬進這個家以來，笑得最輕鬆的一次。不是因為他說了「給帶午飯」她答應了，而是因為她說「好」的時候，語氣里沒有猶豫，沒有「不用麻煩」，沒有「我自己來」。她說「好」的時候，像是一個人在說「我願意被你照顧」。沈硯之等這句話等了好幾天。
他沒說，但她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