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很大。
我站在商貿大廈的天台邊緣，腳下是四十七層樓高的虛空。城市的燈光在腳下鋪展開來，密密麻麻的，看得人眼睛發酸。
我往嘴裡灌了一口白酒。劣質燒刀子，辣得嗓子眼生疼。我咳了兩聲，把菸頭摁滅在腳邊，又從口袋裡摸出最後一根煙，抖了半天才叼到嘴上。打火機按了三次才點著，火苗被風吹得東倒西歪。
我今年三十歲。
三個月前，我還是鼎信集團內容運營部一個普通的小員工，每天的工作就是對著電腦敲敲打打，寫一些沒人看的推廣文案，每個月到手六千塊。錢不多，但夠活。夠給我媽交醫藥費，夠還房貸，夠讓那個女人——我法律意義上的妻子——偶爾去逛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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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想想，那時候的日子，已經是這輩子最好的時候了。
我爸死得早。車禍，我那年才七歲。我媽一個人拉扯我長大，在紡織廠踩了二十多年的縫紉機，把腰踩壞了，把肺也踩壞了。去年體檢查出來肺癌晚期，醫生說最多撐一年。
我把所有的積蓄都掏了出來，又借遍了能借的人，把我媽送進了市三院的腫瘤科。化療、靶向藥、免疫治療，每一筆費用都在吃掉我的銀行卡餘額。
公司那邊，我請了兩個月的假。主管一開始還批，後來就不接我電話了。再後來，人事部給我發了封郵件，措辭很客氣，意思很明確——曠工超過三十天，自動離職，沒有任何補償。
我沒力氣爭。
我所有的力氣都花在了醫院裡。給我媽翻身、擦身、餵飯、端尿盆。看著她一天天瘦下去，瘦到最後只剩一把骨頭，躺在病床上，眼睛睜得大大的，看著我，想說話卻說不出來。
她走的那天是周二。下午三點十七分。
我記得很清楚，因為病房牆上的鐘剛好響了三下。我媽最後看了我一眼，嘴角動了動，想笑又笑不出來。然後她的眼睛就慢慢閉上了，心電監護儀上的線變成了一條筆直的綠。
我跪在病床邊，握著她的手，那隻手還溫著，但已經沒有了力氣。
我沒有哭。
不是不想哭，是哭不出來。胸口堵得發慌，但就是沒有眼淚。我跪在那裡，跪了很久，膝蓋都麻了，腦子裡一片空白。
我從醫院出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我站在醫院門口，掏出手機，想給我老婆打個電話。
手機屏幕上有一條未讀消息。
是銀行發來的轉帳提醒。我點開看了一眼，帳戶餘額：37.26元。
我又打開另一個APP，點進我和她的共同帳戶。
餘額：0.00元。
我盯著那個零看了很久，久到屏幕自動熄滅，久到我的臉映在黑屏上。
我給她打電話。關機。
我又打。還是關機。
我打了十幾個，每一個都是冰冷的機械女聲：「您撥打的電話已關機。」
她是我在相親市場上認識的。條件很一般，長相一般，學歷一般，工作一般。但她願意嫁給我，我也願意娶她。我們在一起三年，結婚兩年，沒有辦婚禮，沒有蜜月，甚至連一張婚紗照都沒拍過。
我把所有的錢都花在了我媽的醫藥費上，沒有給她買過一件首飾，沒有帶她吃過一頓飯。她跟著我，住的是貸款買的小兩居，吃的是菜市場打折的蔬菜，穿的是拼多多上九塊九包郵的T恤。
她走了。
我理解。
換成我，我也走。
後來的事我不太想提。
我把能賣的東西都賣了，電腦、手錶、我媽留下的那台老縫紉機。我借了網貸，利滾利，半個月就翻了一倍。催債的電話一天能打幾十個，從早上七點打到凌晨兩點。
我沒有家了。
那套小兩居被銀行收走了，因為我斷供了三個月。我沒有工作了，鼎信集團的離職證明上寫著「自動離職」四個字，連個賠償都沒有。我沒有母親了，她躺在殯儀館的冰櫃裡，等著我湊夠錢把她火化。我沒有妻子了，她帶著我最後的積蓄消失得無影無蹤。
所以我站在了這裡。
商貿大廈，四十七層。
風把我的夾克吹得獵獵作響，衣擺翻卷著抽打在我的腿上。我的頭髮被風吹散了，幾縷黏在額頭上，被冷汗浸得透濕。下巴上全是亂糟糟的胡茬，好幾天沒颳了，摸上去扎手。我的眼窩深陷，眼眶下面掛著兩團青黑色的淤痕，那是連續幾個通宵沒合眼留下的。
我往樓下看了一眼。路燈在四十七層下面排成兩條長線，車燈拖著尾巴在街道上緩慢移動，行人小得幾乎看不見。
如果我跳下去，三秒鐘就能落地。
三秒。
我喝了一口酒，把空酒瓶隨手扔在了天台的地上。酒瓶滾了兩圈，碰到護欄，發出一聲清脆的響。
我把最後一根煙抽完，菸蒂燙到了手指，我也沒有鬆手。
疼。
但那種疼比胸口那個堵著的東西好受多了。
我扶著護欄，半個腳掌已經懸空了。風從下面湧上來，托著我的鞋底。
我閉上眼睛。
然後我哭了。
不是那種嚎啕大哭，是那種忍了很久、終於忍不住了的哭。眼淚從眼眶裡湧出來，不受控制地往下淌。我張著嘴，但喉嚨里發不出聲音，只有氣流從齒縫間擠出來的嘶嘶聲。
眼淚順著我的臉頰往下流，掛在胡茬上，滴在天台的水泥地上。一滴，兩滴，三滴。我低頭看著那些水漬在灰白色的地面上慢慢洇開，變成一小片深色的印記。
我的眼鏡不知道什麼時候鬆了。鏡腿早就斷了一根，我一直用膠帶纏著湊合用。風一吹，它從我的鼻樑上滑了下去，掛在我的鼻尖上晃了一下，然後掉在了地上。鏡片朝天，反射著城市遠處的燈光，碎片在地上彈了兩下，滑出去半米遠。
我沒有去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