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念的父親，從來不是一個會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女兒的人。
這在青城大學的教授圈子裡，算是一件稀罕事。他見過太多同事，從孩子還沒上小學就開始規劃人生路線——學什麼專業、上哪所大學、出國還是考研、進體制還是去企業，每一步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像在畫一張精密的設計圖，孩子的任務就是照著圖紙施工，不能有一毫米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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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教授不這樣。
不是因為他不想為女兒好，恰恰相反，是因為他太想為她好了，所以他反覆告誡自己：她的人生是她的，不是你的延伸，不是你的續集，更不是你未竟夢想的替代品。
這個工作對女孩子來說太過艱苦，需要進入到實地環境，取水取樣，他不希望自己捧在手掌心的寶貝吃這樣的苦，也捨不得女兒吃去吃這份苦。畢竟自己的寶貝女兒已經吃了沒有媽媽的苦了，他只希望女兒能夠快快樂樂的生活，跟隨這自己的內心去選擇，無論是職業還是愛情，不被世俗所煩擾。
江念從小就對顏料和畫布著迷，對色譜和光影敏感得不像話，對江河湖海的水質指標卻提不起半點興趣。她可以在畫室里待上一整天不吃不喝，卻不願意在實驗室里多待一個小時。她提起某個畫家的名字時眼睛會發光，但說起COD、BOD、重金屬離子這些江教授天天掛在嘴邊的詞，她的表情就像在聽一門她不打算選修的課。
大學的時候江念依舊選擇了繪畫專業。畢竟是自己從小堅持學到大的，而且江念在繪畫上面也是有點小天賦。她的畫可以穿透人的內心，不畫眼淚，卻能感受到人物內心的痛徹心扉。
江念記不清自己是什麼時候開始畫畫的。
也許是三歲那年，她趴在客廳的地板上，用一支紅色的蠟筆在白紙上畫了一個歪歪扭扭的圓，然後指著那個圓對父親說：「爸爸，這是太陽。」父親看了很久，然後把她舉過頭頂，在房間裡轉了好幾圈，笑得像個孩子。
也許是七歲那年，美術老師在班上展示了她的畫，說她「有天賦」。她不懂什麼叫天賦，但她記得那一刻心裡湧上來的那種感覺——不是驕傲，不是得意，而是一種很篤定的、像是找到了什麼很重要的東西的感覺。
也許是十三歲那年，母親去世後，她把自己關在房間裡，一張接一張地畫，畫窗外的樹，畫桌上的花瓶，畫記憶中母親模糊的輪廓。她不說話，不哭，把所有說不出口的情緒都傾注在畫筆上。畫完了，心裡就鬆了一點。那時候她隱約明白了，畫畫對她來說，不只是喜歡，是救贖。
後來的事情就順理成章了。
藝考、美院、油畫專業、畢業創作、參加展覽、被畫廊看中、簽約、辦個展——一條路走下來，有坎坷，有低谷，有過畫不出來的時候，有過懷疑自己是不是選錯了路的時候，但她從來沒有想過放棄。
因為不畫畫的日子，她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
她想做個策展人。
不是那種高高在上的、用學術術語把人砸暈的策展人，而是那種真正懂畫、懂畫家、懂觀眾的策展人。她知道每一幅畫背後的故事，知道畫家在畫這幅畫的時候是快樂還是悲傷，知道哪幅畫應該掛在哪個位置才能讓觀眾在第一眼就被打動。
她形容自己是自由的風。
這個比喻，是她自己想的。
那時候有人問她：「江念，你覺得自己像什麼？」她想了很久，說了四個字：「自由的風。」
原本她也不是這樣的性格，她嚮往愛情，對愛情充滿著憧憬。在那些還沒有被生活打磨過的年月里，江念是一個相信愛情的人。不是那種掛在嘴邊的相信，而是骨子裡的——她相信這個世界上有一個人是專門為她而來的，會在對的時間、對的地點，以一種剛剛好的方式出現在她的生命里。
那段往事，江念很少提起。
那年秋天，學院組織了一次外出寫生，地點是江南的一個古村落。白牆黛瓦，小橋流水，滿村的柿子樹上掛著橙紅色的果實，襯著灰藍色的天，像一幅淡彩的水墨畫。
寫生課的規矩很簡單——兩人一組，自由組合，每組選一個角度，三天後交一幅完整的作品。
江念到得晚，等她背著畫具走到集合點的時候，大部分人都已經組好了隊。她站在人群外圍，正四處張望有沒有落單的同學，一個聲音從身後傳來。
「你也是一個人？」
她轉過身。
一個高高瘦瘦的男生站在她面前，背著一個鼓鼓囊囊的畫袋，帽檐壓得很低，只露出一雙很亮的眼睛。他看著她，嘴角微微上揚，那笑容不大，卻讓人覺得舒服——不是那種社交場合里的標準笑，而是真的在笑，帶著一點「我們同病相憐」的自嘲。
「嗯，我來晚了。」江念說。
「那咱倆湊一組？」他歪了歪頭，語氣隨意得像在問「要不要一起吃飯」。
「好。」
就這樣，他們成了同一組的搭檔。
後來江念才知道，他叫沈鶴亭，建築系，和她同屆。他們之前從未說過話，甚至連對方的存在都不知道。如果不是那次寫生，如果不是他們都來晚了，如果不是恰好只剩他們兩個沒有組隊——他們的軌跡大概永遠不會相交。
但命運有時候就是這樣，不需要轟轟烈烈的情節，只需要一個恰到好處的「恰好」。
沈鶴亭，家裡還有一位姐姐，結婚後依舊與他的父母住在一起，都在自己的公司裡面上班。他們過得比大多數分開住的家庭還要和睦，至少在錢上面沒有掙得頭破血流。在沈鶴亭上學的期間，姐姐經常自掏腰包給沈鶴亭購置繪畫耗材，家庭氛圍算得上和睦。
他父親沈定邦經營的那家小公司，做的是工業零配件的生意，客戶不算多，但個個穩定，每年至少有一百萬的淨利潤入帳。
江念與沈鶴亭中間一直都有個窗戶紙沒有捅破，兩個人就一直這樣接觸著，也見過各自的好友和家人，好友調侃時，對於是否在交往中也都雙雙否定。可在外人的眼中他們分明就是一對。
每次江念出去旅遊回來，沈鶴亭都會去高鐵站、機場接江念，而江念也會帶著當地的伴手禮回來，送給沈鶴亭的家人，讓他們也嘗一嘗當地的特色食品。雖然兩個人也會有爭執，但是爭執過後，兩個人又和好如初。
沈鶴亭時刻記得江念的喜好，這讓江念心裡暖暖的。江念也開始期待著沈鶴亭的告白，江念認為一段好的開始應該由一束鮮花和一次正式的告白開始。哪怕沒有這些，只要兩個人就這樣在一起也是幸福快樂的。
可幸福就在畢業那年戛然而止。
沈鶴亭的家裡人對他的終身大事一直很上心，或者說，過於上心了。在沈家父母看來，兒子到了該結婚的年紀，事業也算穩定，剩下的頭等大事就是找個門當戶對的姑娘，若能在家族事業上幫襯一把那就再好不過了。至於沈鶴亭自己有沒有喜歡的人、在跟誰交往——這些問題，似乎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之內。
幾經輾轉，沈鶴亭的父母在親戚的安排下，給沈鶴亭安排了一場相親，對方家裡經營著一間工廠，在青城的製造行業也是能夠排的上號的，這樣的條件很難不讓沈鶴亭的家裡心動。如果搭得上這根線，至少自家公司的年收入可以翻兩倍。
而江念的家庭條件，江念從來沒有告訴過沈鶴亭，她覺得只要兩個人相愛就足夠了。
沈鶴亭的家人開始讓他多次往返於相親對象家，每次去相親對象家，江念都聯繫不上沈鶴亭。江念琢磨不清沈鶴亭的態度，追問沈鶴亭的想法。
「江念。」他終於開口了，聲音很低，低到像是從胸腔里擠出來的，「都是他們逼我去的，我不想去的。」
他的語氣里有一種無奈，一種被夾在中間的無力感。像一個被兩股力量拉扯的人，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站在原地動彈不得，只能任由自己被拽來拽去。
江念聽著這句話，心裡忽然湧上一股複雜的情緒。她信他。她相信他不想去。但她同時又覺得，光相信是不夠的。她需要的不只是他的無奈，而是他的態度——一個明確的、堅定的、能讓她安心地站在原地的態度。
「那你有沒有跟他們說過？」江念問。
電話那頭又沉默了。
那個沉默，比任何回答都要殘忍，覺得可能要失去他了。
幾個月後，沈鶴亭與江念一次外出遊玩，沈鶴亭談起家裡要安排他們訂婚，他不想，但是拗不過家裡人的安排，最終沈鶴亭同意了訂婚，他還邀請江念去參加他們的訂婚宴。
江念搞不清沈鶴亭的想法，她不知道沈鶴亭是怎麼看待他們兩人之間的關係，那他們之前的親密舉動在沈鶴亭的眼裡算什麼？如今又要江念親眼見證他是如何擁有別的女人，江念想不通也過不去這個坎。
沈鶴亭沒辦法。
他不是一個能對家人說「不」的人。或者說，他的「不」字太輕了，輕到風一吹就散了，落在地上連個響動都沒有。但沈鶴亭的這種事事順從的態度，讓江念覺得沈鶴亭過於的媽寶男。
而江念一直想不通為什麼兩人之間的關係會變成這樣，反思自己。她有時候會想，如果當時他們中的某一個人勇敢一點，把那層窗戶紙捅破了，結局會不會不一樣？會不會在一起，會不會走下去，會不會今天陪在她身邊的是他而不是別人？
當江念意識到自己的狀態不對時，是在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下午。
她發現自己已經盯著電腦屏幕上同一行字看了整整七分鐘，一個字都沒讀進去。腦子裡全是他的影子——他說過的話，吃飯時為她燙過的碗，做過的飯，剝過的蝦。
她知道這樣下去不行。那些思念像潮水一樣，白天退一點，晚上就漲得更凶。她試過強迫自己不去想，但越是壓抑，那些畫面就越是清晰。她需要一個更狠的辦法。
於是她開始瘋狂地讓自己忙起來。
朋友們都說她變了，變得積極了、陽光了、充實了。只有她自己知道，這份充實下面是空的。像一隻拼命往裡面塞東西的箱子，塞得滿滿當當，蓋子勉強能蓋上，但打開一看，裡面全是不值錢的填充物，真正珍貴的那樣東西，早就被壓在最底下，看不見，也拿不出來。
原來忙了一天又一天，她還是沒能忘記他。那些忙碌像一層薄薄的冰面，看著結實，人一踩上去就碎了。她騙過了所有人，甚至騙過了白天的自己，但在深夜的這一刻，所有的偽裝都碎了，露出底下那個真實的、軟弱的、還在想念著他的江念。
她不相信時間治不好這一切。如果治不好，那就是時間還不夠長，忙碌還不夠多。繼續把自己填得滿滿當當，直到有一天，那個人的名字再也不能在她心裡激起任何波瀾。
慢慢的，兩人之間不再聯繫，再打擾就顯得自己多餘了，江念的生活逐漸回歸平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