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衍之再次遇見江念，已經是江念大學畢業，江念父親帶著剛步入社會的江念參加商業宴請。
江教授本意是帶著江念多接觸上流社會的人，對江念事業發展有好處。
宴會廳里的這些人，說實話，十個里有八個不懂藝術。
他們中的大多數，一輩子沒進過美術館，分不清印象派和抽象派，更別提什麼當代藝術的理論框架了。你跟他說「解構主義」，他以為是拆房子；你跟他說「後現代語境」，他以為你在講冷笑話。
但這不重要。
他們買畫，各有各的動機。
有些人買的是升值空間。他們是精明的投資者，把藝術品當成另一種形式的資產配置。今天花一百萬買下一幅年輕畫家的作品，賭的是十年後它能值一千萬。他們不關心畫裡表達了什麼，只關心畫家有沒有名氣、作品有沒有話題性、市場上流通的同類作品價格走勢如何。對他們來說，畫布上的顏料不是情感，是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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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賣的是身份。在他們眼裡，掛一幅名畫在客廳里，和買一輛限量版跑車、戴一塊百達翡麗手錶沒什麼區別——都是向外界傳遞同一個信號：我有錢，而且我不是那種暴發戶式的有錢，我是有品位的有錢。他們未必能說出一幅畫好在哪，但他們知道這幅畫值多少錢，知道說出畫家名字的時候別人會露出什麼樣的表情。
還有些人，純粹是跟風。身邊的朋友都在買，自己不買就顯得落伍了。今天你拍下一幅，明天他就要拍下一幅更貴的。這不是收藏，這是競賽。畫掛在牆上不是用來看的，是用來告訴來訪的朋友：「你看，這個東西，我有，你沒有。」
江教授對這些心態看得一清二楚。但他不鄙夷，也不排斥。
因為他知道，藝術需要這些人。
沒有這些「不懂藝術」的藏家，就沒有繁榮的藝術市場；沒有繁榮的市場，年輕的藝術家就活不下去；年輕的藝術家活不下去，這個行業就沒有未來。這是現實，殘酷但真實。
而江念需要學會和這些人打交道。
江教授在青城的環境保護圈子裡，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
他名片上的頭銜很簡單——「青城大學客座教授、環境工程實驗室負責人」。但在青城環保產業界的人看來，這兩個字的分量遠不止於此。有人說他是「青城環保的活招牌」，也有人說他是「把論文寫進江河裡的人」。江教授自己聽到這些評價，只是擺擺手，笑著說一句「過譽了」，轉身又扎進了實驗室。
。
江教授的研究方向是環境污染修復——具體來說，是工業廢水和廢氣的深度處理技術。這個領域聽起來冷門，但在青城這樣一個工業城市，卻是實打實的「剛需」。
青城大大小小的環保公司，幾乎沒有不認識江教授的。不是因為他的學術頭銜有多響亮，而是因為他的技術真的能解決問題。
目前江教授手中正在研究一項環境污染修的項目，如研究成功，可以極大減工業廢水、廢氣對環境的影響。
江教授手裡握著十幾項發明專利，覆蓋了廢水處理、廢氣淨化、土壤修復等多個細分領域。
這些專利不是躺在檔案袋裡的紙上談兵。每一項都經過了中試驗證，每一項都有實際工程案例作為支撐。在環保技術這個行當里，這意味著——它們很值錢。
一家環保公司接到一個棘手的項目，廢水成分複雜、處理難度大，常規工藝根本搞不定。公司老總急得團團轉，最後把電話打到了江教授這裡：「江老師，您看這個水質報告，有沒有辦法？」
江教授戴上老花鏡，把報告從頭到尾看一遍，拿起筆在紙上畫幾個流程，圈出幾個關鍵參數，遞迴去：「按這個思路做小試，有問題再找我。」
過不了多久，那家公司就會打來電話，語氣里全是興奮：「成了！江老師，成了！」
這樣的電話，江教授每個月都要接好幾個。
顧氏集團找上江教授，是幾年前的事了。
那時候，顧氏的製造業板塊正處在一個微妙的關口上。
表面上看，一切都在正常運轉。化工廠的煙囪照常冒煙，印染廠的機器晝夜不停，電鍍廠的生產線滿負荷運轉。訂單按時交付，利潤穩步增長，股東們對報表很滿意，一切看起來都井然有序。
但在水面之下，有一根弦正在越繃越緊。
環保標準一年比一年嚴了。
不是一點點地嚴，而是階梯式地、跳躍式地收緊。去年還能勉強達標的排放指標，今年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環保局的通知書一封接一封地發過來，不是罰款就是限期整改，罰款的金額從幾十萬漲到幾百萬，整改的期限從三個月壓縮到一個月。顧氏自己的技術團隊沒日沒夜地做實驗、調參數、換設備，頭髮掉了一把又一把，黑眼圈熬了一層又一層，可那幾個關鍵指標——重金屬離子濃度、化學需氧量、氨氮含量——就像釘死在那裡的釘子，怎麼拔都拔不掉。
集團高層開會，氣氛一次比一次沉重。
生產總監先發言，把技術團隊近三個月的實驗數據投在大屏幕上，一條一條地講，哪個指標降了多少，哪個指標紋絲不動，哪個指標不降反升。他的語氣越來越低，到最後幾乎是自言自語：「該試的辦法都試了，能換的設備都換了，不是兄弟們不努力，是真的搞不定。」
財務總監接著發言，把環保罰款和潛在的法律風險列了一張長長的表格，每一個數字後面都跟著一個觸目驚心的感嘆號。她沒有說結論，但所有人都看得懂——這樣下去，不是錢的問題，是這攤業務還能不能幹下去的問題。
會議室里沉默了很久。
有人點了根煙，有人低頭轉筆，有人盯著桌面上的木紋發呆。空氣像被抽走了一半，呼吸都覺得費力。
然後，坐在角落裡、一直沒怎麼說話的技術顧問推了推眼鏡，開口了。
「我聽說青城大學的江教授，在工業廢水處理這塊，是國內數一數二的。他手裡有幾個專利，聽說效果很好，好幾家環保公司都找他請教過。咱們要不要試試？」
會議室里的目光齊刷刷地轉向了坐在主位的那個人。
顧衍之沒有立刻表態。
他坐在那裡，手指輕輕叩著桌面，一下，兩下，三下，節奏不緊不慢。他的表情看不出什麼情緒——不興奮，不猶豫，也不懷疑，就是那種很平的、正在計算得失的表情。
「江教授。」他重複了一遍這個名字，像是在確認什麼。
「對，江懷遠，青城大學環境工程專業的客座教授。」技術顧問補充道，「業內口碑很好，不是那種只會發論文的學院派，他的技術都是經過實際工程驗證的。」
顧衍之點了點頭。
他沒有在會議上做決定。他不是那種人——在所有人面前拍板說「就找他了」然後讓大家去執行。他更習慣的方式是：先記下來，回去想一想，想清楚了再動手。
會議結束後，他回到辦公室，關上門，打開電腦，搜索了關於江教授的所有公開信息。學術論文、專利清單、媒體報導、行業論壇上的討論——他一條一條地看過去，看得不快，但很仔細。
看完之後，他拿起桌上的電話，撥了一個號碼。
「幫我查一下江懷遠教授的聯繫方式。直接聯繫他的手機，不要通過學校辦公室。」
第二天上午，電話撥通了。
那是江教授第一次接到顧衍之的電話。
他當時正在實驗室里盯一個實驗的進度，手機響了，屏幕上是一個陌生的號碼。他本來不想接——實驗正做到關鍵步驟，分心可能會導致整個批次報廢。但那個號碼一直在響，一聲接一聲，不急不躁，卻有一種不容忽視的篤定。
他接了起來。
「江教授您好，我是顧氏集團的顧衍之。」
江教授愣了一下。顧氏集團他當然知道，青城最大的民營企業之一，製造業板塊在業內頗有分量。但顧氏的人找他能有什麼事？他一個做環境技術研究的，和製造業巨頭之間能有什麼交集？
「你好。」他說，語氣裡帶著一點疑惑，但更多的是禮貌的克制。
顧衍之沒有寒暄。
他沒有說「久仰大名」，沒有說「一直想找機會認識您」，沒有說那些商場上慣用的、聽起來很客氣其實什麼都不是的開場白。他直接說了來意，乾淨利落，像一把刀切下去，不拖泥帶水。
「江教授，我們有一個廢水處理的項目，目前卡在重金屬去除的環節上。聽說您在這方面有研究，想請您來看看。」
就這麼幾句。
沒有鋪墊，沒有客套，沒有多餘的修飾詞。你是誰，我遇到了什麼問題，我希望你做什麼——三個信息點，像三條直線，清晰、明確、不拐彎。
江教授握著手機，沉默了兩秒。
他不是在猶豫，而是在消化這種溝通方式。搞學術的人，習慣了在各種會議上聽長篇大論的前言、背景、意義、價值，聽了一堆有的沒的才聽到核心內容。顧衍之這種「上來就說事兒」的風格，反而讓他覺得——這人靠譜。
「可以。」江教授說，「先把你們的水質數據發給我，我看看再說。」
「好。馬上安排。」
電話掛斷了。
前後不到兩分鐘。
江教授把手機放回桌上，看了一眼實驗台上正在進行的反應，腦子裡卻還在回想剛才那通電話。他想起電話那頭那個年輕的聲音——沉穩、清晰、不帶任何多餘的修飾，像一件打磨得很好的工具，每一寸都在它該在的位置上，不多不少。
他之前沒有聽說過顧衍之這個名字。
但從這通電話來看，這個人，不簡單。
水質數據當天下午就發到了江教授的郵箱裡。
不是那種敷衍了事、缺斤少兩的數據，而是整整三年的運行記錄，涵蓋了不同季節、不同生產負荷、不同原水水質條件下的所有關鍵指標。數據量很大，但整理得非常規範，表格清晰，標註明確，甚至連異常數據的備註都寫得一清二楚。
江教授坐在辦公室里，對著電腦屏幕看了整整一個晚上。
他看得越仔細，眉頭皺得越緊。
這個項目比他預想的要棘手得多。廢水的成分極其複雜，除了常規的有機污染物，還有高濃度的重金屬離子，而且幾種重金屬之間存在複雜的協同和拮抗作用，單一的處理工藝根本搞不定。更麻煩的是，廢水的水質波動極大，峰谷差距超過一個數量級，這意味著任何固定參數的處理系統都會頻繁失效。
常規的路子走不通。
需要新的思路。
江教授把椅子往後一推，站起來走到窗邊。窗外是青城大學的校園，夜色里梧桐樹的輪廓影影綽綽，遠處圖書館的燈還亮著。他點了根煙，慢慢地吸了一口，在煙霧中整理自己的思路。
他有了一個初步的想法。不一定對，但值得試一試。
第二天一早，他給顧衍之回了電話。
「數據我看完了。這個項目我能做，但有幾個前提條件。」江教授的語氣很平，不像是談生意，更像是兩個醫生在會診一個疑難病例，「第一，我需要到現場看，光是數據不夠，得實地取樣、實地測試。第二，我需要你們提供全套的工藝流程參數，不只是廢水處理段，上游的生產工藝我也要了解。第三——」
他頓了一下。
「第三，這個項目如果要做，不是短期能出結果的。你們要有這個心理準備。」
電話那頭，顧衍之幾乎沒有猶豫。
「可以。江教授什麼時候方便，我安排車去接您。」
又是這種風格——不廢話，不討價還價，不問你「能不能快點」「能不能便宜點」。你說條件，他聽完了，說「可以」。乾脆得像在紙上畫一條直線，沒有波折，沒有猶豫。
江教授忽然對這個年輕人有了一種莫名的好感。
不是因為他答應了所有條件，而是因為他聽得懂話。江教授說的那三個條件，不是漫天要價，是認真思考之後提出的專業判斷。顧衍之沒有問「為什麼需要這些」，沒有試圖用自己的邏輯去挑戰專業判斷，而是直接接受了。這種信任，在商人身上不常見。
「下周一吧。」江教授說。
「好。周一上午九點，車到您樓下。」
一周後，江教授帶著兩個研究生，出現在了顧氏工廠的門口。
那是一個深秋的早晨，風很大，吹得廠區裡的梧桐樹嘩嘩作響。江教授穿了一件深藍色的衝鋒衣，背著那個跟了他十幾年的舊工具包，兩個研究生跟在他身後，一個拎著採樣箱，一個抱著筆記本。三個人站在廠門口，像一支小小的、裝備簡陋但士氣不低的探險隊，準備進入一片未知的領域。
顧衍之親自到門口接的。
他穿著一件深色的工作服，和那天電話里「顧總」的形象判若兩人。沒有西裝，沒有領帶，甚至沒有那種商務場合里常見的距離感。他站在那裡，像一個普通的工廠管理者，神情專注而平靜。
「江教授，辛苦了。」他伸出手。
江教授握住他的手，上下搖了搖。顧衍之的手乾燥有力，握手的力度不大不小，分寸感很好——不像有些人恨不得把你的手捏碎，也不像有些人只給你幾根手指頭讓你捏著，敷衍得像在打發叫花子。
「先看現場。」江教授說，鬆開了手。
「好。」顧衍之側身做了個請的手勢，走在前面帶路。
他沒有帶江教授先去會議室喝茶、看PPT、聽匯報。他直接把人帶到了廢水處理站，從進水口開始，一格一格地走，一格一格地看。調節池、反應池、沉澱池、過濾系統、排放口——每一道工序，他都讓現場的操作人員詳細介紹，包括日常運行中遇到的每一個異常情況、每一次故障、每一個讓人頭疼但又解決不了的小問題。
江教授一路走，一路問，一路在本子上記。他的問題很細，細到讓現場的技術人員都有些緊張——這個教授不好糊弄，他問的不是那種教科書上的標準問題，而是只有真正下過現場的人才會問出來的、一針見血的問題。
走到排放口的時候，江教授停下來，蹲下身，親手接了一瓶水樣，舉到眼前看了看，又湊近聞了聞，然後擰緊瓶蓋，放進了採樣箱裡。
「數據我看了，現場我也看了，」他站起來，拍了拍膝蓋上的灰，轉身看向顧衍之，「我有一個初步的思路，但需要回去做驗證實驗。給我兩周時間，我給你們一個答覆——這個項目我能做到什麼程度，需要多長時間，大概的費用範圍。」
顧衍之點了點頭。
「等您消息。」
簡簡單單四個字，沒有催促，沒有施壓，甚至沒有流露出任何焦慮的情緒。但江教授注意到，他的目光在那瓶水樣上停留了一瞬，很快，快到幾乎看不見，但那個眼神里有一種東西——不是急，是認真。他是真的在乎這件事，不是因為它影響了財務報表，而是因為他覺得這件事應該被解決。
江教授在心裡給這個年輕人又加了一分。
回到學校之後，江教授帶著團隊扎進了實驗室。
兩周的時間，他們幾乎沒有休息。白天做實驗，晚上分析數據，凌晨兩三點還在討論方案。兩個研究生累得直喊受不了，江教授自己也熬得眼睛通紅，但實驗台上的瓶瓶罐罐一天比一天多，數據曲線一天比一天漂亮，那個在紙面上看起來幾乎無解的難題，正在一點一點地被拆解開，像一團亂麻被慢慢地、一根一根地理順。
第十二天的時候，第一個小試實驗成功了。
出水水質全部達標，重金屬離子的去除率超過了預期，而且運行成本比現有工藝降低了將近百分之四十。兩個研究生在實驗室里擊掌慶祝，江教授站在一旁，看著那瓶清澈透明的處理水，嘴角浮起了一個很淡很淡的笑容。
他拿起手機，給顧衍之發了一條消息。
「有進展了。下周我帶樣本來，當面聊。」
消息發出去不到三十秒，回復就來了。
「好。周一見。」
還是那個風格——短，直接，沒有廢話。但江教授注意到，這次的消息末尾，多了一個句號。
不是「好，周一見」，而是「好。周一見。」
句號。
不知道為什麼，江教授覺得那個句號里，有一種他沒有說出口的、克制的、不輕易示人的期待。
周一，江教授帶著實驗數據和處理水樣，再次出現在顧氏工廠的門口。
這一次，顧衍之沒有在門口接他。他直接把人請進了會議室，但會議室里沒有那些繁瑣的儀式——沒有投影儀，沒有PPT，沒有一長串參會人員的名單。只有一張長桌，幾把椅子，幾瓶礦泉水，和顧衍之本人。
他坐在長桌的一端，面前攤著江教授上次離開後他讓人整理的所有技術資料，旁邊放著一杯已經涼透了的咖啡。
「江教授，請坐。」
江教授坐下來，把實驗數據一份一份地攤開，像展開一張地圖，上面標註著他們這兩周走過的每一條路、跨過的每一道坎。
「我們做了三個不同方向的小試，」江教授開始說，語速不快，但每一句都落在關鍵點上，「第一個方向是基於傳統工藝的優化，效果有提升，但幅度有限，我不建議走這條路。第二個方向是用了我之前的一個專利技術，效果不錯，但運行成本偏高，經濟帳算不過來。第三個方向——」
他頓了一下，目光落在顧衍之臉上。
「第三個方向是我們新開發的一套組合工藝，把高級氧化和生物強化耦合在一起。目前的小試結果是——出水全部達標，運行成本比你們現有工藝降低百分之四十。」
他說完，把那份水樣推到了桌子中間。
透明玻璃瓶里，裝著一瓶清澈見底的水，在會議室的燈光下泛著微微的光澤。和工廠排放口那瓶渾濁發黃的廢水相比，簡直是兩個世界的東西。
顧衍之拿起那瓶水，舉到眼前，看了很久。
他沒有說話，也沒有笑。但他握著瓶子的手，微微用力了一下，指節泛白了一瞬，又鬆開了。那個動作很小，小到如果不是江教授正巧在看他，根本不會注意到。
他放下瓶子，抬起眼睛看著江教授。
「江教授，」他說，聲音比平時低了一些，「這個項目，我們做。」
不是「我們考慮一下」，不是「回去走一下流程」，不是「等領導審批」。是「我們做」。
江教授看著他，忽然笑了。
那個笑容不大，但很真。不是社交場合里那種「合作愉快」的標準笑，而是一個搞技術的人，看到自己的成果被認可、被需要時，從心裡往外涌的那種笑。
「好。」江教授說，「做。」
兩個人的手握在一起。
那是他們合作的開始。
後來的事情，就像一條河找到了它的河道——順暢地、自然地、不可逆轉地流淌了下去。顧氏為江教授的實驗室提供了大額的科研經費，江教授的技術則為顧氏解決了最頭疼的環保難題。一個項目變成了兩個，兩個變成了四個，四個變成了一個長期穩定的產學研合作體系。專利一項接一項地申請下來，論文一篇接一篇地發表出去，技術成果從實驗室走向工廠，從工廠走向行業，從行業走向了更廣闊的市場。
江教授後來常常想起那個深秋的早晨，想起顧氏工廠門口那排被風吹得嘩嘩作響的梧桐樹，想起顧衍之站在門口等他的樣子——年輕的、安靜的、不動聲色的，像一棵剛栽下去不久的樹，根還沒扎穩，但已經能看出日後的高度。
他不知道的是，那一天的會面，改變的不僅僅是顧氏的環保指標。
它改變的，是另外一些東西。
一些在那個時候，還沒有任何人知道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