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足利義滿從明成祖朱棣那裡得到了「扶桑國王」的封號，也並不能保證他在扶桑國內擁有統治的正當性。
最明顯的證據就是，「扶桑國王」這個稱號只被足利義滿用於扶桑對大明關係，而完全沒有被用於國內政治之中。
足利義滿在扶桑的權力並不是「扶桑國王」這個稱號賦予的，而僅僅建立於公家社會的規範之上。
實際上，「扶桑國王源道義」這個稱呼甚至引起了扶桑公家社會的反對。二條滿基得知大明皇帝詔書中有這樣的措辭之後，就在日記中批判道：「這封回信的寫法真是荒謬，這可是天下第一等的大事。」
另外，對於足利義滿接待大明使者一事，也有人批判當時足利將軍家重臣斯波義將等人的態度過於鄭重。因此，不能說大明皇帝的冊封發揮了權威作用，裝點了足利義滿在扶桑國內的立場。在當地的政治語境中，只有當地的言論具有意義。
另一方面，近年來，中華世界體系內部跨國境的財富和人員流動十分受重視。
在貨幣流通等經濟方面，東亞世界各地區間的聯絡非常緊密，尤其是扶桑九州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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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後期，在以東海為舞台的人、物、財產的流通當中，誕生了跨國境的地域一體性。這種構圖十分吸引人。
在考慮近畿和東國時，誇大中華世界體系的影響是很危險的，但在九州和西國，倭寇等跨國勢力反覆聚合離散，則不能輕視大明這個巨大勢力對他們的政治磁場效應。可以做這樣的解釋——自稱為百濟聖明王之子琳聖太子後裔的大內家，（似乎）採取了相對獨立的外交政策的島津家和其他九州大名、國人領主，九州、西國地區隨時都有可能背叛足利將軍家、投靠大陸，以「扶桑國王」稱號為象徵的對明關係，正是在維繫這些地區的穩定方面擁有巨大效力。或許，對想要「跨越國境」的西海之人來說，「扶桑國王」的稱號能起到「限定國境」的作用。
另外，也不能輕視對明關係帶來的經濟利益。
在中華世界體系里，天朝皇帝與周邊諸國的關係常被描述為「朝貢貿易」，但這並不是互通有無的貿易，而是一種不對等的關係：外臣因為仰慕皇帝之德而派使者遠道而來，向皇帝問好，而皇帝為了嘉獎其恭順、犒勞使者，贈予其大量回賜品。
皇帝需要的不是貢品，而是外臣透過恭順的態度來向天下宣揚皇帝之德，外臣則可承受皇帝之德與中華文明的恩澤，獲得政治與經濟上的利益。
「大洋萬里，風浪兇險，一路勞頓，天使遠來不易，余特率部分家中重臣親至碼頭，略盡地主之禮。另外，下榻的宅邸已修繕整頓完備，特備上國飲食器物，可供使團一行休整。海上風寒，還請移步入城，莫久立灘頭受風。」上杉清定恭恭敬敬的說道。
陳可願手持符節，身姿端直，嚴格按照大明禮制來淺揖回禮，不似清定這般極致謙卑，語氣端嚴平和的回道：「蒙藤原左府親至郊迎，足見貴邦敬慕天朝之心。禮數過厚，本使愧不敢當。自登舟渡海，雖多風浪，所幸聖朝福澤庇佑，使團全員安然抵岸。此番本使攜天子敕諭而來，待使團一行安頓完畢，再行宣詔大典。」
「余心向大明久矣，只是礙於倭寇與西國、九州、四國之叛軍所阻，不然早就有意派遣使者前往大明出使，更願歲歲謹修貢職。此番天朝派遣使團前來，舉國上下無不歡欣！余晚間特設薄宴，略盡地主之誼，還望天使賞光。」清定還不忘趁機向倭寇與西國、九州那些反上杉家勢力頭上扣帽子。
陳可願在聽完後，微微頷首道：「藤原左府謙恭守禮，若是兩國交好長久，便是四海之幸。宴席之事不必鋪張，簡樸即可。」
「謹聽天使吩咐。余願此番能重啟兩國勘合貿易，常通兩國風物，讓扶桑士庶，多聞天朝的禮樂文章。」清定面露笑意的說著，他處處遷就明使禮儀規矩，不敢有半分怠慢。
「本使曾經隨市舶司提舉蔣大人出使過扶桑九州之地，目睹了貴國豪強林立、山河破碎、村鎮破敗、民不聊生之景。大明承平之景，於九州全然不可得見。雖說於貴國濃州境內遭遇盜賊襲擾，但有驚無險。」陳可願倒是隨口提了一句，但沒有表示追究之意。
「讓天使受驚，是余之過，不出五天，余必然會給天使一個答覆。」清定先是一驚，說完轉頭就對走在上杉家家臣一行末尾的前田慶次怒斥，「慶次你是如何護衛的？！若是天使有所閃失，尾州前田一族伏誅也無法彌補！」
在清定看來，若是因使團遇襲一事而造成扶桑與大明重啟勘合貿易失敗，那麼將會對上杉家之後經略西國、九州帶來很大的阻力。他可指望藉助大明水師的力量去牽制那些頻頻襲擾於山、隱岐等孤懸在外的上杉家治下飛地的倭寇，並確保上杉家與朝鮮、朱舍里部的海路貿易暢通。
「臣及時率軍將流竄至使團暫住的仁木軍殘部擊潰，並發現了這些。」前田慶次也不做狡辯，說完就從懷裡掏出了一塊刻有非常潦草的風魔二字木牌，並遞給了清定。
「風魔眾？」清定看著手中的木牌感到非常疑惑，他之前聽聞自己將六郎丸送往北條家後，北條氏康就突然將北條家御用忍者眾風魔眾盡數放逐。
「臣認為，風魔眾在獲得仁木家庇護後，就對北條遠江守殿之本陣今須城發起了突襲，意圖復仇，但在被北條勢擊潰之後才慌不擇路的逃往使團暫住的妙應寺。」前田慶次將自己的想法說出。
「此事余會命御庭番眾繼續暗中探查，你先下去休整吧。」清定眼下還沒工夫對相關人員進行問責，接待大明使臣才是最為重要的。
其實，清定與足利義滿的態度差不多。只要能獲得大明的經濟支援，或軍事上的支援合作，自己向大明稱臣又有何不妥？
雖說上杉景信、八條房繁、八條能重、宇佐美定滿、長野業正等一門親族眾都並不反對上杉家代表扶桑向大明臣從，但他們認為眼下並非是向大明臣從的最佳時機。
畢竟，扶桑全境眼下尚未被上杉家靜謐，九州、西國、四國之中仍有大友家、毛利家、三好家、河野家等大名為首，支援偽朝的反上杉家一方勢力存在。
在大明使團抵達小田原城外之前，上杉景信、八條房繁、八條能重、宇佐美定滿、長野業正等人就不約而同地認為，若是上杉家過早向大明臣從，一旦藩屬名分定下，就會處處受制於人，尤其是政令、歲貢、兵戈等大事極有可能會受大明朝廷的掣肘。
但清定卻不以為然，他深知眼下看似無敵的大明是正能量不再生，負能量不斷再生。
別看嘉靖皇帝朱厚熜智力超群、精於權謀，以一人之力玩轉帝國中樞，但其幾乎全部的統治智慧都用於維護個人權威而非治國安邦。他不僅揮霍了國家財政、滋生了政治內耗、封鎖了對外貿易，還親手開啟一個長達百年的衰亡序章。所謂「明之亡，非亡於崇禎，而亡於天啟，實亡於萬曆，始亡於嘉靖」，嘉靖就是源頭。
此時的大明財政是入不敷出，不僅需要面對心腹大患蒙古，哈達部、葉赫部、建州三衛等女真諸部也開始內部積蓄力量，成為大明的潛在隱患。就連大明西南方向的緬甸東吁也開始崛起，並開啟統一擴張之路。
東吁王朝的軍力強勁，配備了不少佛郎機火器，先後征服緬甸各部，隨後北上蠶食三宣六慰。
明成祖朱棣曾設定三宣六慰九大土司宣慰司，涵蓋後世的緬甸、寮國、泰國、印度、寮國等國，土司持明朝「金字紅牌」，名義臣服、自治納貢，屬於大明外圍羈縻疆土。
三宣為南甸宣撫司、干崖宣撫司、隴川宣撫司；六慰為車裡宣慰司、木邦宣慰司、孟養宣慰司、緬甸宣慰司、八百大甸宣慰司、寮國宣慰司。
面對東吁侵軼鄰境，攻圍土司，滇西震動。等到萬曆皇帝朱翊鈞在位時期，大明才開始對東吁發起大規模自衛反擊，命劉鋌、鄧子龍等將先後出兵反擊，史稱明緬戰爭。但最終大明只能阻敵於雲南三大宣撫司之外，中南半島上的六大宣慰司再沒有收復之日。
清定素來是個務實主義者，只要能夠達成目的，他並不在於前期多一些額外的投入，更不在乎面子上的事情。只要上杉家能夠與大明之間重開勘合貿易，以及得到大明水師的策應剿滅倭寇，那麼自己向大明使臣低頭跪拜也不是不能接受。
就算陳可願只是一個正七品的禮科給事中，比之前出使扶桑的從五品市舶司提舉蔣洲官位還要低，但清定給予的禮遇和排場卻是天壤之別。
因為，陳可願是代表大明朝廷出使扶桑，而蔣洲是代表大明封疆大吏胡宗憲出使扶桑，這分量就不能同日而語了。
事實上，在朝貢體系之中，「人臣無外交」只是一個大的原則。
如果各藩屬國能嚴格遵守固然好，但事貴從權，世界之大，各藩屬政權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天朝在事實上不可能完全禁絕他們的直接交往。因此只要不危及天朝的利益，天朝方面通常也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比如明成祖朱棣時期，暹羅遣使琉球，被大明發現，明成祖卻說：「暹國與琉球修好，是番邦美事。」
而上杉家代表扶桑，與朝鮮之間私下恢復了牙符貿易其實也是獲得了大明方面的默許。
朝鮮和扶桑兩國畢竟是鄰國，長期互不交往，彼此猜忌，都擔心對方威脅自己的安全，何況兩國間更有貿易和漂流人口等實際問題必須解決。以前扶桑沒有進入天朝朝貢圈，是一個「蠻夷國家」，不方便來往。現在扶桑進入了「文明世界」，雙方有了共同的宗主，有了共同的文明座標，有了交往的前提。兩國相互派遣通訊使出訪，目的是溝通訊息，處理一些重要的外交問題。
女真與大明接壤，有什麼訊息容易走漏給大明。朝鮮和扶桑在海上往來，只要雙方都注意保密，就可以確保不為明朝所知。
因此朝鮮定下了「事大交鄰」的外交方針，即事天朝以「大」，交扶桑為「鄰」，盡力與這個鄰居建立和平友好的關係，以保證國家安全。
只是，足利將軍家在開幕後對五畿七道的大名、國人領主們控制力相當有限，很多大名、國人領主對足利將軍家是陽奉陰違。因此西國、九州的部分大名、國人領主，甚至是海賊，為了追逐利益，都直接與朝鮮展開交往，紛紛派出自己的使節前往朝鮮朝廷，其中甚至出現了僅持一刀到朝鮮要求貿易之人。
朝鮮也樂於用經濟利益吸引這些人前來「朝貢」，「國王使及諸酋使來則接待」。
在《朝鮮實錄》的記載中，扶桑使者『來朝』獻上物品，朝鮮則饋贈於更為豐厚的物品以示『上國』風度，朝鮮王朝一直為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小華夷秩序而極力經營。
因此在與足利將軍家以平等方式交往的同時，朝鮮又以朝貢模式來處理與扶桑各地豪族和領主的關係。
朝鮮太祖李成桂就對主動臣服的倭寇給予豐厚的物質賞賜，甚至賜予官爵名位，這一策略取得了很大成效，不僅使許多倭寇轉變為商人，還吸引了大批的扶桑人來朝進行貿易。
據朝鮮《太祖實錄》記載，這些來朝的扶桑人多向朝鮮『稱臣奉書獻禮物』，透過『厚往薄來』換取扶桑方面的『來朝』、『進獻』，這一策略已初步顯示出朝鮮王朝對扶桑的極強文化優越感，以及自我中心意識的形成。
一些扶桑領主獲得了朝鮮委任的官職，被朝鮮稱為「受職倭人」。用後世的話來說，這實際上就是雙重效忠——既效忠於扶桑領主並透過領主間接效忠於足利將軍家，又同時效忠於朝鮮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