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二百零九章 接待使團

  在太田垣能登入道、太田垣延氏父子的鼎力相助之下,宇野滿景在西朝來郡的掃蕩是順風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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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立脇城城代太田垣長門守、岩洲城城代太田垣朝賴(太田垣三河守之子)等人在獲知太田垣能登家叛離,以及上杉軍攻入西朝來郡的訊息後,是極為驚恐。他們麾下的兵力大都被主君太田垣朝延徵調,城中守軍不足百人,別說主動出擊去擊退上杉軍的侵攻,就連籠城固守都做不到。

  隨後,太田垣長門守、太田垣朝賴等人可不知曉眼下攻入朝來郡的上杉軍數量幾何,是否有後援,是否糧草充足,在不派遣任何物件探查的情況下,就一矢不發的棄城而逃了。

  如此一來,奉太田垣朝延之命牽制生野城的太田垣左近將監、太田垣右馬允等人反而陷入了孤立無援的狀態,就連退路和糧道都隨時有可能被切斷。

  為了避免遭到上杉軍的內外夾擊,太田垣左近將監、太田垣右馬允等人就派遣使者前往太田垣軍本隊處進行告知目前情況,也不等主君太田垣朝延下令,他們便率軍北上。

  固守於生野城的五味高重見牽制自己的太田垣軍已盡數退走,他並不知曉外界的情況,便沒有率軍發起追擊。

  畢竟,五味高重的任務是確保生野城、生野銀山仍在上杉家的控制之下。加上麾下兵力寡少,在沒有援軍抵達之前,並不能輕舉妄動。

  待出城打探的物件返回生野城,向五味高重告知太田垣軍已盡數退出生野鄉後,他就命人立即出城,前往距離生野城東面不遠處的銀山湖大量取水。

  從永祿四年四月二十日到六月五日,生野城籠城戰一共歷時四十六天,就此以上杉軍的守城成功而收官。

  五味高重保住了生野城,使得上杉家保住了從播磨方向進出但馬的一個重要橋頭堡,以及生野銀山這個重要礦山。

  不僅如此,生野城籠城戰的成功,也成功牽制了太田垣家的有生力量,順利配合了八條定繁、八條廣繁、宇佐美定勝等近畿諸將在播磨的軍事行動,為接下來上杉家徹底靜謐播磨、但馬、丹波三國奠定了基礎。

  與此同時,出使扶桑的大明使團於南尾張海東郡熱田町登船,在上杉家旗下伊勢、志摩兩國水軍眾的沿途護衛下,在相模足柄下郡小田原湊登陸。

  海風裹挾著海鹽的澀味,吹得船上明式旌旗獵獵作響。自熱田町而來的千石船、關船穩穩停靠在小田原湊的海港,在跳板搭穩之後,作為大明使團正使的陳可願手持朝廷文書,衣袍規整,氣度端嚴,在李華梅、楊希恩等人以及使團衛隊的護衛簇擁下,緩緩登岸。

  早等候在小田原城南町奉行所的上杉清定在獲知大明使團抵達後,即刻令左控鶴備、左龍捷備和飛龍備三支常備軍勢,以及御庭番眾忍者加強周邊戒備,不得有任何無關之人闖入,就算是上杉家的家臣在未獲得許可的情況下擅自闖入,也可當即斬殺。

  現如今,作為小田原城南町町奉行的新野親矩無異的壓力最大的一個。他不僅將下轄的火消、盜賊改上役、同心眾、奉公人等盡數派出並投入南町的治安,還親自在轄區內進行巡視,生怕出現一絲疏漏,讓主君上杉清定在大明使臣面前顏面掃地。

  隨後,身著藏青色錦織直垂,頭戴立烏帽子的清定,就引著上杉氏定、上杉景信、八條房繁、八條能重、八條宗信、長野業正、宇佐美定滿、沼田定業、宇都宮定綱等一門親族眾快步前去,向大明使團一行恭恭敬敬的拜伏下去,姿態謙卑周全,遵守大明的禮儀。

  清定雖然身為扶桑境內實力最強的大名,平時在治下領國也威嚴無雙,此刻卻全然收起鋒芒,親自上前迎接大明使臣,口中言辭恭順,引路之時側身隨行,不敢居於大明使臣身前,一路將大明使團迎往小田原城本町之中,專供上國使者休憩的宅邸。

  別看清定如今只是天下人,並沒有取代足利將軍家天下共主、武家棟樑之位,但他此番是效仿第三代室町殿足利義滿親自前往兵庫湊迎接大明使臣之故事。

  過去,足利義滿曾多次向大明派出使節,但大明每次都以沒有被冊封為「扶桑國王」的「良懷(懷良)」的正式表文,且足利氏並非扶桑君主,而僅是「持明」(持明院統的天皇)之臣為由拒絕。

  但是,在大明洪武十三年(康歷二年,天授六年1380年),大明左丞相胡惟庸的謀反計劃敗露,局勢大為改變。

  胡惟庸試圖勾結北元(天朝史書稱元順帝北歸後的政權為「北元」)和扶桑一同起兵,據說身在九州的南朝征西大將軍「良懷(懷良)」也響應了。

  弄清這一連串事件之後,大明洪武十九年(至德三年,元中三年,1386年),大明最終停止與「良懷(懷良)」往來,足利義滿與大明建立外交的最大困難消失了。

  另外,足利義滿在辭官出家後,還嘗試從非天皇之臣的立場,與大明建交,滿足了大明所要求的資格。

  結果,於應永八年(大明建文三年,1401年),以博多豪商肥富為正使,僧人祖阿為副使,攜「扶桑准三后道義」的表文被派往大明:

  扶桑准三后源道義上書大明皇帝陛下:扶桑國開闢以來,無不通聘問於上邦。道義幸秉國鈞,海內無虞。特遵往古之規法,而使肥富相副祖阿通好,獻方物:金千兩、馬十匹、薄樣千帖、扇百本、屏風三雙、鎧一領、銅丸一兩、劍十腰、刀一柄、硯筥一合、同文台一個。搜尋海島漂寄者幾許人還之焉。道義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應永八年五月十三日。

  可以說,足利義滿調整扶桑對大明的方針,放棄了「孤立外交」的政策趕上了一個好時機——靖難之役。

  明太祖朱元璋才駕崩不久,燕王朱棣就與侄子建文皇帝朱允炆爭奪皇位,雙方都希望得到周圍其他國家的支援。

  瑞溪周鳳的《善鄰國寶記》中保留了建文帝回復扶桑的詔書:「茲爾扶桑國王源道義,心存王室,懷愛君之誠,逾越波濤,遣使來朝······」

  在靖難之役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焦頭爛額的建文皇帝早已無暇弄清這個源道義「准三后」的來頭,徑直稱呼其為「扶桑國王」。

  其實,從隋朝時期開始,扶桑最高統治者就自稱「天皇」,但是七八百年來,天朝之人一直不知道扶桑有一個「天皇」存在。

  天朝方面也不知道足利義滿雖然掌握扶桑一國的實權,但只是從一位左大臣兼征夷大將軍、藏人所別當,所以才自稱「准三后」這樣的榮譽頭銜。

  投石問路成功後,足利義滿迅速準備了更為正式的朝貢使團,攜帶大批貢品,於應永十年(1403年)再度前往大明。

  不過,扶桑使臣身上帶著的國書不是一份而是兩份。原來此時靖難之役已經發展到最激烈的階段,建文皇帝這邊已經是朝不保夕,因此扶桑的國書,一份是給建文皇帝的,一份是給燕王朱棣的。

  吉田兼敦還在日記中寫道:「異朝之事,眾說紛紜。去年冬以來有大變故,傳聞帝之叔父得勝即位云云,然未知真偽,故今次所發御書備以兩封。」也就是說,為了應對大明國內的局勢變動,堅中圭密等人在出發前準備了兩份不同的表文。扶桑方面算定,不論是誰獲勝,他們的使節團隊都會受到歡迎。

  果不其然,扶桑使團在抵達大明境內後,燕王朱棣已經登上了皇帝寶座,建文皇帝也不知所蹤。扶桑使臣就呈上了早已經準備好的文辭華麗的祝賀朱棣稱帝的國書:

  臣聞太陽升天,無幽不燭,時雨沾地,無物不滋。矧大聖人明並曜英,恩均天澤,萬方向化,四海歸仁。欽惟大明皇帝陛下,紹堯聖神,邁湯智勇,戡定弊亂,甚於建瓴,整頓乾坤,易於返掌。啟中興之洪業,當太平之昌期。雖垂旒深居北闕之尊,而皇威遠暢東濱之外。是以謹使僧圭密、梵雲、明空,通事徐本元,仰觀清光,伏獻方物生馬二十匹、硫磺一萬斤、馬腦(瑪瑙)大小三十二塊計二百斤、金屏風三副、槍一千柄、大刀一百把、鎧一領、匣硯一面並匣、扇一百把。為此謹具表聞。扶桑國王臣源。

  這道國書更為合規,更為「虔誠」,而且頭銜也不再用「准三后」,而是大明要求的「扶桑國王」。

  剛剛篡位成功的朱棣此時正為自己的合法性焦慮,接到這道國書不禁大喜過望。

  海外國家此時來朝,對於朱棣來說實在是太及時了,更何況這個國家還是在自己父皇時期拒不進貢的扶桑。此事就能證明他的感召力超越了父皇。

  因此,朱棣在詔書中熱情地表揚扶桑「朕登大寶,即來朝貢,歸向之速,有足褒嘉」。

  這位永樂皇帝不僅賜給足利義滿一顆龜紐的「扶桑國王」金印,後來還一次性慷慨地賜予這位「扶桑國王」銅錢一千五百萬,另賜「王妃(足利義滿繼室日野康子)」銅錢五百萬,以及通好所必需的勘合(分寫「扶」、「桑」兩字以備與底簿核對的證明書)。

  對扶桑人提出的加入大明朝貢貿易體系的要求,朱棣也是一口答應——「詔扶桑十年一貢」,每次兩條船,二百人。因為扶桑人說他們缺少大船,特別賞賜他們兩條,「賜以二舟,為入貢用」。

  扶桑由此興高采烈地加入了大明的朝貢國隊伍。

  自南北朝以來,時隔九百餘年,扶桑再次成為中華朝貢體制中的一員。

  就這樣,足利義滿得到了「扶桑國王」的封號,大明皇帝將「源道義」看作中華皇帝的外臣,並承認其為外交物件。足利義滿也對大明皇帝稱「臣」,天皇則不在討論範圍內,與大明皇帝保持官方外交關係的僅限於「扶桑國王源道義」。

  過去,倭王曾接受冊封,在律令國家建立後,天皇則成為對天朝關係的主體。而足利義滿作為「扶桑國王源道義」,重建了這種關係,在這種局面下,相當於取代了天皇。

  據說足利義滿在北山第親自迎接大明使者,態度極其鄭重,還跪拜接受了詔書。

  此後,基於這種宗主和外臣的關係,足利義滿分別於應永十一年(永樂二年,1404年)、應永十二年(永樂三年,1405年)、應永十三年(永樂四年,1406年)、應永十四年(永樂五年,1407年)、應永十五年(永樂六年,1408年)都向大明派遣使船、獻出捕獲倭寇,大明皇帝則要求扶桑加大取締倭寇力度,並回賜銅錢。

  當然,足利義滿對大明冊封的「扶桑國王」號也並未在扶桑國內使用過。

  對於足利義滿來說,他並不認為自己向大明稱臣是扶桑的恥辱。因為他不是天皇,只是天皇駕下的征夷大將軍。扶桑的大將軍被大明封為「王」,又有什麼不妥呢?

  扶桑後世的歷史學家說:「彼國以吾國將相為王,蓋推尊之義,不必厭之」(《善鄰國寶記》)。

  得益於扶桑與大明恢復勘合貿易的緣故,足利義滿透過與大明的官方貿易,獲得了不少來自大明的書畫,還在書畫上蓋有自己的藏印——「天山」、「道有」,以及第六代室町殿足利義教的鑑藏印—「雜華室印」。

  其中,比較著名的有畫僧牧溪《觀音猿鶴圖》《瀟湘八景圖》、宋徽宗《桃鳩圖》、南宋畫院畫家梁楷《六祖裁竹圖》《雪景山水圖》、馬麟《梅花小禽圖》和南宋四大家之一夏珪的《風雨山水圖》。

  足利將軍家的藏品數量在足利義滿至足利義政掌權時期不斷進行擴充,後世將其稱為「東山御物」(得名於足利義政宅邸「東山山莊」),堪稱近代以前扶桑收藏天朝藝術品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