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心反覆斟酌過後，瓦爾特小心翼翼的提醒一句。他說：「老師，假設一下，如果我們把提取的溫度降下來，比如是在冰浴條件下進行操作，會不會有機會減少那種活性物質的降解？」
門策爾抬起頭看了他一眼，先是沉默了兩三秒，那是在評估上述提議的可行性。
「冰浴……」
這位科學家重複了一遍這個詞，然後拿起筆在筆記本邊角飛快地寫了一行字，「研磨過程會產生熱量，你說得對，溫度可能是一個被忽略的重要因素。我之前怎麼沒有往這個方向考慮過。」
瓦爾特沒有再說下去，這一句話夠了，價值千金。
門策爾把一枚新切片放在載物台上，調了調焦距。「對了，你在醫學院助教的工作，貝格曼教授那邊怎麼說？」
讀小說上天天看小說，𝒕𝒕𝒌.𝒕𝒘超省心
「兩周前，教授派人告訴我了，估計要等到明年開春之後。」
聽到這裡，門策爾內心嘆了口氣，隨後低頭看向目鏡。
過了片刻，這位副教授直起身，摘下眼鏡擦了擦，對著曾經的學生問道：「所以，你現在夏洛特醫院做住院醫師？」
瓦爾特解釋說，「目前還是助理醫師，另外我還兼職了柏林警察局的法醫。」
門策爾這才滿意的點了點頭。「金子在哪裡都會發光的。你還在做和醫學有關的事，這比什麼都重要。法醫能看到很多普通人看不到的東西，對將來做臨床或者做研究都會有幫助。
瓦爾特很是感激的說道：「謝謝老師！只是我今後可能不太會經常來學院了，那兩邊的工作排得比較滿。」
門策爾笑了笑，「沒關係，你有時間就來實驗室看看，順便指導一下你的師弟們。放心，我的助理會記錄你的出勤記錄。」
下一刻，瓦爾特聽出了這句話的分量，面前的副教授是在用他那種不擅表達的方式，向自己發出一份工作邀約，
門策爾把筆記摞好，放在書架的一端，他又拿起一隻乾淨的試管，對著燈看了看內壁。瓦爾特看著他的動作，忽然覺得自己能夠理解為什麼原主科勒在日記里把門策爾列為可疑但又不那麼確定。這位科學家有一種不設防的專注，對實驗的投入會讓他暫時忘掉周圍的一切。
「老師，我先回去了。」瓦爾特說。
門策爾沒有回頭：「嗯。知道了。」
瓦爾特轉身離開了實驗室，輕輕帶上了門。走廊里沒有人。
四百馬克，加上之前在紅堡那邊賺到的，以及哈塞醫生給的津貼和房租餘下的積蓄，瓦爾特現在手頭大概有1500馬克的儲備金，雖然距離八千馬克債務還有很遠的距離，但已經比剛醒來時好得多了。
……
十一月中旬，柏林的氣溫已經降到了冰點附近。清晨的廚房裡，火爐燒得正旺，鐵爐圈上的水壺冒著白汽。
瓦爾特坐在餐桌前，盤子裡放著兩塊白麵包，不僅塗了黃油，還夾了煎過的培根，旁邊放著一杯不加糖不加奶的熱咖啡。他吃得很快，狼吞虎咽那般，麵包帶著培根的油香，以及咖啡的苦味一起滑進胃裡，整個人這才暖過來。
這份早餐跟一般租戶得到的不太一樣：白麵包、黃油、培根和黑咖啡。毫無疑問，這些對於柏林的中產家庭而言，已經算是比較奢侈的早餐了。
事實上，這是老房東韋伯堅持要給他單獨開小灶，瓦爾特推辭過好幾次，但沒推掉，不得不接受了。
原因出在兩周前，老韋伯的小孫子漢斯得了場感冒，起初在診所，找了一個醫生看過了，開了點藥，但病情非但沒好轉，反而越來越重。
那日，老韋伯愁眉苦臉地在走廊里嘆氣時，路過的瓦爾特多問了兩句症狀，隨後他心裡頓時一緊。感覺那不是普通的感冒，而是號稱「兒童第一殺手」的白喉。
同樣是軍醫官出身的貝林醫生，於1890年就發現了白喉抗毒素血清。只是那東西製備起來極其複雜，又是要從馬匹血液中提取，工藝繁瑣，成本高昂，產量極少，屬於有錢都不一定能拿到的稀缺品。
好在瓦爾特藉助夏洛特醫院的醫生身份，又動用了哈塞醫生和門策爾副教授的私人關係，從國家病毒實驗室的儲備庫里，緊急調配了一支抗毒素血清。
小漢斯在第二天清晨注射之後，燒退了，嗓子裡的假膜也慢慢脫落了。也是從那一天開始，房東韋伯一家，上上下下，就把瓦爾特-科勒醫生當成了自家的大恩人。
……
瓦爾特吃完了最後一塊麵包，又把杯子裡的咖啡喝乾淨，起身披上大衣，出了門。寒風撲面而來，醫生不由得裹緊了衣領，沿著大街朝夏洛特醫院的方向走去。
這段時間以來，他很少有完整休息過一天。
每個禮拜的時間，已經被分割成三段：三到四天，屬於醫院的門診和病房；其餘的，屬於紅堡的外勤和法醫辦公室；至於晚上，則留給自己整理報告、翻閱案卷、重新學習。
偶爾的，瓦爾特也會抽半天時間前往柏林醫學院，在門策爾副教授的實驗室待上一會兒，以師兄的身份指點幾位學弟。至於醫學院的助教工作，依然沒有下文，好在擺脫了赤貧狀態的瓦爾特，已經不再每天都想這件事了。
今天是周一，一周之中最忙的一天。
助理辦公室他已經很熟悉了，桌面上永遠堆著前一天留下的病歷和檢驗單，墨水瓶旁的蘸水筆筆尖總有乾涸的墨跡，需要每天清洗。
儘管在房東那裡喝過咖啡，但瓦爾特還是習慣於為自己泡了一杯紅茶，在桌前坐下來，用左手翻開第一本病歷，在頁邊寫下幾行注釋，然後推著那輛裝滿病歷夾的小推車穿過走廊，開始一天的第一輪查房。
每次查房，他都會在每張床前多停一會兒，有些病人的情況他已經很熟悉了，不用翻病歷也能說出用藥調整的思路，但他還是會翻開看一眼，確認自己沒有任何的遺漏。
下午的醫院比上午安靜一些，走廊里的人少了，推車的輪子聲也稀疏了。如果不需要值夜班，他會在六點之前脫下白大褂，換上深灰色外套，在醫院食堂吃完晚餐後，再返回阿爾布雷希特街的住處。
紅堡的地下室法醫辦公室，已經成了他的第二個辦公地點。前幾天他也終於見到了自己名義上的主管，柏林警察局的首席法醫，阿多諾博士。
那是一個身形消瘦的中年男人，五十歲上下但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老得多。深灰色頭髮沒有梳理，隨意垂在額前，外套永遠都是皺巴巴的，袖口沾著幾處暗褐色的舊漬，領結松垮地掛在脖子上，手裡習慣於攥著一隻鍍銀的扁酒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