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蘇棠換了方向。她沒有再去紅旗公社，而是去了臨江縣。
臨江縣在江城市北邊，與紅旗公社相鄰，但行政上屬於另一個縣。從江城到臨江縣城，騎車要一個半小時。蘇棠早上七點就出了門，沈硯之給她包了兩個饅頭、一塊鹹菜疙瘩，用舊報紙裹了塞進布兜里。
「中午別湊合，」沈硯之說，「找個地方把飯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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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棠應了一聲，跨上車走了。
臨江縣城比江城小得多，一條主街從頭走到尾不過二十分鐘。街兩邊是兩三層的小樓，灰撲撲的，牆上有褪色的標語。城北派出所是一棟青磚平房，門口掛著白底黑字的牌子，油漆已經斑駁了。
蘇棠到的時候，派出所剛上班。她推門進去，一股煙味撲面而來。屋子裡坐著兩個人，一個四十來歲，一個二十出頭，穿著72式白警服，正圍著一張桌子看材料。
「同志，找誰？」年長的那個抬起頭，目光落在蘇棠臉上。他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警服，領口的扣子解開一顆，露出一截汗衫領子。
蘇棠掏出工作證遞過去：「江城市公安局城中分局刑警隊，蘇棠。來了解一下情況。」
年長的接過工作證看了看，還給她，站起來跟她握了握手。他姓李，叫李滿倉，是城北派出所的副所長。年輕的姓王，叫王建國——跟蘇棠的師父同名不同姓，是個剛分配來的警校畢業生，看著比蘇棠還嫩。
「刑警隊的？」李滿倉上下打量了蘇棠一眼，目光里有好奇但沒有輕視，「少見啊，女同志。坐坐坐，喝水不？」
蘇棠謝絕了，在他對面坐下，把布兜放在腳邊。
「李所長，我想查一個人。臨江縣柳河鄉的，叫王長河。」
李滿倉想了想，轉身從柜子里翻出一本厚厚的戶籍底冊。底冊是牛皮紙封面，邊角磨得起了毛，裡面用鋼筆密密麻麻記錄著全縣的人口信息。他翻到柳河鄉那一頁，手指在紙面上划過，停在一行字上。
「王長河，男，三十八歲，柳河鄉柳河村人。已婚，配偶李桂香。職業：務農。」李滿倉抬起頭，「這個人怎麼了？」
蘇棠把王長河失蹤的情況簡單說了。李滿倉聽完，皺了皺眉，翻了翻桌上的報案記錄。
「他們家沒來我們這兒報過案。走失了，應該是在江城那邊報的吧？」
「對，在江城報的。」蘇棠合上筆記本，「李所長，我想去柳河村走訪一下，跟家屬見個面。您看方便嗎？」
李滿倉猶豫了一下，「柳河村離縣城不近，騎車要四十分鐘。要不我讓小王帶你去？他管那片，路熟。」
王建國在旁邊應了一聲。他站起來，從牆上摘下一頂警帽戴好，把腰帶緊了緊。蘇棠注意到他的警服很新，領章紅得發亮，一看就是剛發下來沒穿過幾次的。
從臨江縣城到柳河村，是一條沿著河走的土路。
河不寬，水也不深，夏天雨水多的時候會漲，但現在是七月底，河水淺得很，能看見河底的石頭。路兩邊種著柳樹，柳條垂下來，掃在人的臉上。蘇棠跟在王建國後面，兩個人一前一後騎著車，車輪碾過碎石，發出咯吱咯吱的響聲。
王建國話多，一路上嘴沒停過。他問蘇棠在江城哪個分局、來多久了、辦過什麼案子。蘇棠一一回答了。王建國聽了她辦過印染廠的案子，語氣里多了一點佩服。
「印染廠那個案子我聽說了。你們周隊來調過材料。原來是你破的？厲害厲害，我才來三個月，還沒正經辦過案子呢，天天就是戶籍、糾紛、調解。」王建國說這話的時候語氣有點無奈，年輕人都有這股勁兒——想辦大案，但分配到了鄉下派出所，每天接觸的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
柳河村到了。
村子不大，二三十戶人家，沿著河兩岸散落著。土坯房為主，有幾間茅草房，牆皮脫落了，露出裡面的土坯。村口有一棵大槐樹，樹底下坐著幾個老人，手裡拿著蒲扇，有一搭沒一搭地扇著。看到兩個穿警服的騎車過來，幾個老人都坐直了身子，目光追著他們看。
王建國把車停在槐樹下，跟一個老大爺問了路，帶著蘇棠往村里走。王長河家在村子中間，三間土坯房，一個不大的院子，院牆上長滿了爬牆虎。院子裡的地上曬著幾件衣服，全是女人的——碎花褂子、灰色褲子、一條藍白相間的圍裙。沒有男人的衣服。
蘇棠敲了門。
門開了。一個女人站在門口，四十來歲，臉很瘦，顴骨高高的，眼眶下面有一圈青黑，像是很久沒有睡好覺了。她穿著那件碎花褂子，圍裙還系在腰上，手上沾著麵粉——正在做午飯。
「你們找誰？」她看了看蘇棠，又看了看王建國，目光在兩個警服之間來迴轉了兩圈。
「王長河家？」蘇棠問。
女人的手在圍裙上擦了兩下，擦得很用力，指節泛白。她看著蘇棠的眼睛，嘴唇動了動，聲音不大：「是。我是他愛人，李桂香。」
蘇棠心裡一沉。最擔心的事，往往就是正在發生的事。王長河的妻子沒有報案，但她什麼都知道——從她的眼神就能看出來，那不是一個不知道丈夫在哪裡的人的眼睛。那是一個已經知道答案、只是不敢確認的人的眼睛。
「大嫂，我們進去說？」蘇棠的聲音放得很輕，輕得像怕驚動什麼。
李桂香側身讓開了門。
屋子不大，陳設簡單。一張方桌，幾把椅子，靠牆放著一個老式衣櫃，櫃門上的鏡子碎了半邊。牆上掛著一本月份牌，翻到了七月，但「七月」兩個字上面被水洇濕了，有點模糊。角落裡有一張單人床，床上鋪著洗得發白的床單，枕頭邊放著一本翻卷了邊的《農村衛生常識》。蘇棠的目光在屋子裡掃了一圈——沒有男人的東西。沒有男人的鞋，沒有男人的衣服，沒有男人的菸灰缸。這間屋子不像是一個有男人住的地方，更像是一個女人在獨自等待，等了很久，等到男人的痕跡都慢慢消失了，只剩下她自己的。
三個人在方桌旁邊坐下。李桂香給蘇棠和王建國倒了水，搪瓷缸子，水是涼的，應該是早上燒好放涼的。蘇棠端起來喝了一口，沒有味道，就是白水。
「大嫂，」蘇棠放下缸子，「王長河是什麼時候走的？」
李桂香的手放在膝蓋上，手指絞著圍裙的邊，絞了一圈又一圈。她沒有抬頭，聲音從喉嚨里擠出來的：「五月中旬。具體哪一天，我記不太清了。十八九號吧。」
「他走之前，說過要去哪兒嗎？」
「說去江城，找他表姨。表姨在城裡住，說是能幫他找個活干。」李桂香的聲音開始發抖了，「他走了以後，我等他信兒。等了半個月，沒等到。我給他表姨打了電話——公社的電話，打到城裡，花了我八毛錢。他表姨說，他根本就沒來過。」
蘇棠的筆尖在紙上停了一下。不是「來了又走了」，是「根本就沒來過」。這說明王長河在去表姨家的路上就消失了。
「他沒來過？」蘇棠問。
「沒有。」李桂香抬起頭，眼眶紅了，但眼淚沒掉下來，「表姨說，她一直在等他，等了快一個月，沒見人。她以為他改了主意不來了，還生了一場氣。我這才知道，他根本沒到江城。」
王建國在旁邊插了一句：「你後來報案了嗎？」
李桂香看了他一眼，搖了搖頭，「報了。跟隊裡說了，隊裡說讓等等。後來我又去公社問了一次，公社的人說，這種事多了去了，人可能是跑了或者不想回來了，讓別急。」她說完這句話，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比哭還難看，「我不急。我急有什麼用？我一個農村婦女，連縣城都沒去過幾回，我上哪兒找他？」
蘇棠沉默了一會兒。這種話她聽過不止一次，在前世，在另一個時空。農村婦女，丈夫失蹤，沒有人幫她們找，沒有人把她們的報案當回事。「人可能是跑了」是最省事的解釋，省去了出警、走訪、排查的一切麻煩。但「跑了」兩個字，對李桂香來說，是一個永遠找不到答案的問題——他是跑了，還是死了？她這輩子可能都不知道。
「大嫂，長河走的時候，穿的什麼衣服？」
李桂香想了想：「一件藍色卡其布褂子，一條黑布褲子，黃膠鞋。他最好的衣服。走的那天早上，還特意洗了臉，把頭髮梳了梳。」她說到這裡，聲音終於撐不住了，碎在了喉嚨里，「他說，出去找個活干，掙了錢就回來。他說過個好年。」
蘇棠把「藍色卡其布褂子」「黑布褲子」「黃膠鞋」寫在筆記本上，字跡很慢，一筆一划的。
「他隨身帶了什麼東西？」
「一個布兜，裝著幾件換洗衣服。還有——還有三十塊錢。」李桂香的聲音低下去，「三十塊錢。我攢了兩年的。」
蘇棠的筆尖又停了一下。三十塊錢。她一個月的工資是三十二塊。李桂香攢了兩年，攢了三十塊，王長河帶著這三十塊錢出門找工作，然後消失了。
屋子裡安靜了很久。窗外有雞在叫，有人在院子裡劈柴，砰、砰、砰，一聲接一聲。
蘇棠合上筆記本，看著李桂香。這個女人四十二歲，看著像五十多。她的手上全是裂口，指甲縫裡嵌著泥，是常年幹活的手。她坐在自己家的方桌旁邊，面對兩個穿警服的人，沒有哭天搶地，沒有嚎啕大哭。她只是眼眶紅著，手指絞著圍裙，把圍裙的邊絞得起了毛。
「大嫂，」蘇棠的聲音很輕，「有沒有長河的照片？」
李桂香站起來，走到衣櫃前，打開櫃門，從裡面摸出一個鐵盒子。鐵盒子是舊餅乾盒，印著紅雙喜的圖案，漆皮已經掉了大半。她打開盒子，從裡面拿出一張黑白照片，遞給蘇棠。
照片是兩寸的，邊角發黃，上面的人穿著藍色卡其布褂子，頭髮梳得整整齊齊，表情有點僵，像是不太習慣拍照。臉型方正，眉毛濃黑，嘴角有顆痣。蘇棠把照片看了很久，每一個細節都記在腦子裡。然後她拿出筆記本，在空白頁上畫了一張速寫——她前世學過模擬畫像的速寫基礎，雖然畫得不好，但能把主要特徵記下來。
「大嫂，這張照片，我先借用一下。用完還你。」
李桂香點了點頭，把鐵盒子蓋上，放回柜子里。她的動作很慢，像是在做一件很捨不得的事。
從柳河村出來，蘇棠騎上車，跟在王建國後面。河邊的柳條掃過她的臉，痒痒的，她沒有去撥。她腦子裡全是那張照片上的臉——藍色卡其布褂子，梳得整整齊齊的頭髮，嘴角那顆痣。三個月前，這張臉的主人在家裡洗了臉、梳了頭，穿了最好的衣服，帶著攢了兩年的三十塊錢，出門找活干。
他再也沒回來。
「蘇姐，」王建國在前面放慢了速度，跟她並排騎，「你覺得這個人——還能找著嗎？」
蘇棠沒有回答。她沒有辦法回答。她不知道王長河是死是活。但她知道一件事——如果王長河死了，她要找到他的屍體，還給他老婆一個答案。這是她唯一能做的事。
回到臨江縣城，已經過了中午。蘇棠在派出所門口吃了一個饅頭，就著鹹菜疙瘩。饅頭涼了，有點硬，她嚼得很慢。王建國給她倒了碗熱水，她端起來喝了一口，喉嚨里暖了一下。
下午，她去了柳河鄉政府，調了王長河的戶籍底檔。又去了公社郵電所，查了李桂香說的那個電話記錄——確實有一個從柳河公社打到江城的長途電話，時間是六月十二日，通話時長三分鐘，收費八毛錢。記錄上寫著接聽方的號碼，蘇棠把那個號碼抄了下來，準備回去以後核實。
她還走訪了王長河家的幾戶鄰居。鄰居們說的跟李桂香說的差不多——王長河是個老實人，不惹事，跟村里人關係都還不錯。有一個鄰居提供了一個新信息：王長河走之前，曾經跟村裡的一個叫劉保國的漢子聊過，說是有個熟人在江城北郊那邊找到了活干，工資不低，他也想去試試。蘇棠找到了劉保國。劉保國說，那個「熟人」他也不太認識，就是聽別人說的，說江城北郊紅旗公社那邊有戶人家在招工。又是紅旗公社。又是「有戶人家在招工」。和趙三娃的工友說的幾乎一模一樣。
蘇棠在筆記本上把這條信息單獨列出來，在「紅旗公社」「招工」「杜德昌」幾個詞之間畫了線。三條線，交到一個點上——紅旗公社。她已經走訪了紅旗公社的三個生產隊，沒有發現什麼異常。但今天這個信息，讓她覺得自己的方向沒有錯。問題不在公社，不在生產隊，在一個點上。在那戶人家。
回到江城，天已經快黑了。
蘇棠沒有回家，先去了分局。辦公室的燈還亮著，趙春梅在整理今天的材料，劉建國也在。周建國已經下班了，桌上留了一張紙條，寫著「明天碰頭」。
蘇棠把今天在柳河村的走訪情況跟劉建國和趙春梅匯報了。她沒有說杜德昌的事，只說走訪了王長河的家屬和鄰居，核實了基本情況，確認王長河是在去江城的路上失蹤的，失蹤前曾聽人說起紅旗公社有招工的信息。
劉建國聽完，沉默了一會兒，說了一句：「紅旗公社那邊，你再去查查。」
蘇棠點了點頭。
她站在窗邊，看著窗外的夜色。七月的天黑得晚，但一旦黑下來，就黑得很徹底。樓下傳來紡織廠夜班工人的自行車鈴聲，叮鈴鈴的，從遠處飄過來，又飄到遠處去。
她想起李桂香的那個鐵盒子。紅雙喜的餅乾盒，漆皮掉了大半，裡面裝著幾張照片、幾封信，和一張三十塊錢的存款單。那是她全部的家當。她把那個鐵盒子打開的時候，手指在發顫。不是害怕，是捨不得。捨不得把一個活人的東西，當成遺物來翻。
蘇棠閉上眼睛。她想起前世，想起自己辦公室的那個鐵皮柜子。柜子里也放著幾封信，是她母親寫的，信上說「天冷了多穿衣服」「少熬夜」「注意身體」。她沒來得及回那些信。她在辦公室倒下的那天，那些信還在鐵皮柜子里，和她一起，沒有人發現。
「蘇棠？」
趙春梅在後面叫她。蘇棠睜開眼睛，轉過身。
「還不走？你家那位該等急了。」
蘇棠看了一眼牆上的掛鍾，七點二十。沈硯之六點下班，做飯要一個小時，現在應該已經做好了，在等她。她拿起包，跟趙春梅說了聲「明天見」，走出了辦公室。
回到家，沈硯之果然已經做好飯了。
今天做的是紅燒肉。
他站在廚房門口，圍裙還沒解，手裡拿著一把鍋鏟，正在看鍋。聽到門響，他探出頭來看了蘇棠一眼，說了一句「洗手吃飯」，又縮回去了。
「今天跑哪兒了？」
「臨江縣。」蘇棠咬了一口肉，肥肉在嘴裡化開，醬香濃郁。她閉上眼睛嚼了兩下，睜開眼，沈硯之正看著她笑。
「好吃？」他問。
「好吃。」
蘇棠把今天在柳河村的事跟沈硯之說了。說王長河的妻子李桂香，說她攢了兩年的三十塊錢，說她打開鐵盒子的時候手指在發抖。她沒有說太多細節，但沈硯之聽著聽著，把筷子放下了。
「那個人，」沈硯之說，「就是你說的那個紅旗公社的——」
「杜德昌。」蘇棠說。
沈硯之點了點頭，沒再問。他端起碗吃了一口飯，嚼了很久，像是在想什麼事。
「蘇棠，」他說，「你下次去紅旗公社，我跟你一起去。」
蘇棠抬起頭看了他一眼。
「你跟我去幹什麼？」
「幫你騎車。你累了一天回來，肩膀都是硬的。」沈硯之說這話的時候沒看她，低頭在挑魚刺。他把挑好的魚肉夾到蘇棠碗裡，「我請了半天假，騎車載你去。你在後面坐著，能歇一會兒。」
蘇棠看著碗裡的魚肉，忽然覺得眼睛有點熱。不是感動，是那種——有人在幫你分擔——的熱。前世她一個人跑了多少路，騎了多少車，她記不清了。沒有人問過她累不累，沒有人說「我載你去，你在後面坐著」。她以為刑警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跑，一個人扛，一個人撐。
「好。」蘇棠說。
沈硯之抬起頭看了她一眼，笑了。他笑起來的時候眼角的紋路很深，像是一個不愛笑的人，笑起來的每一道紋路都用得很珍惜。
「明天我早點兒起來，把飯做好帶著，」沈硯之說，「咱倆在路上吃。」
蘇棠想說「不用那麼麻煩」，但她沒說。她端起碗，把那塊沒有刺的魚肉吃了。
窗外有人在喊小孩回家吃飯，聲音從巷口傳過來，在暮色里拖得很長。遠處紡織廠的煙囪冒完了最後一股煙，天空從灰藍變成了深藍。樓下有人在收晾了一天的衣服，啪啪的拍打聲從窗戶飄進來。
蘇棠靠在椅背上，看著沈硯之在廚房裡洗碗的背影。他的肩胛骨在襯衫下面若隱若現，腰上繫著那條藍圍裙，蝴蝶結系得端端正正。
她忽然想起李桂香的那個問題——「你覺得這個人還能找著嗎？」她當時沒有回答，但她現在想，她一定要找到。不是為了破案，是為了李桂香不需要再攢兩年的錢，去打一個永遠等不到答案的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