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這是準備把孝武帝的事情，給我重新的說一道不成？」男子看著何霖，眼中閃過了一絲精光。👊😳 ６９ⓢⒽｕ𝐗.cσΜ 🎁💋
「族兄果然聰明！」何霖看著男子的眼神，不由的變了。
「你是把我當成什麼了？」男子抬頭看了一眼門外。
「你若是這樣說的話，恐怕今夜也說不完！
你信不信？」男子看著何霖，眼中閃過了一絲異色。
「無妨，反正左右無事！」何霖眼中閃過了一絲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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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男子看了一眼何霖，點了點頭！
「周武王奉行天下大義，推翻了獨夫民賊，周公製作了禮和樂來修飾周政；到了成王、康王的大治時期，沒有人犯罪，監獄空虛長達四十多年。
這也是教化的浸潤和仁義的流布，而不止是傷殘皮肉的刑罰的成效，到秦代就不是這樣了。
秦尊奉申不害、商鞅的法令，實行韓非的學說，憎惡聖明帝王的治世之道，提倡貪求財利的風俗，只看虛名而不注重實際，做好事的人不一定能辛免受刑罰，而做壞事的人也不一定能受到懲罰。
因此，百官都粉飾虛名假譽而不注重實際政務，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禮儀，內心卻有背叛君主的念頭，弄虛作假，追逐財利，毫無廉恥；所以遭受刑罰的人很多，死人相連，但是犯罪卻沒被制止，是風俗的影響造成了這樣的狀況。
董仲舒這個傢伙，膽子也正是大，居然敢這樣說？」何霖的眼中閃過了一絲。
「他？
不過是因為得到了一些人的示意而已，而且若不是當時情況……
董仲舒可能敢說這些？」男子的眼中閃過了一絲厲色。
何霖不由的搖了搖頭，「現在陛下統治全國，天下沒有不服從的，但是卻沒有給百姓帶來功德，大概是由於您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吧。
《曾子》一書說：『尊重所聽到的道理，他就算是高明了；實踐所知道的的知識，他就算是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於別的，就在於認真注意罷了。』
希望陛下能依據所聽到的道理，真誠地信奉它並把它推行開來，那麼，您與聖明的三王就沒有什麼不同了！
平常不招徠和尊重士人，而想求得賢能之臣，就好像不雕琢玉石而想得到花紋美麗的玉器一樣。
所以，招徠和尊重士人的方法，莫過於興建太學；太學，是賢士的來源，是推行教化的根本。
現在，讓一郡、一國的所有民眾都來回答，而沒有一個符合詔書要求的人才，這說明上古聖王之道常常滅絕了。
臣希望陛下興建太學，設置學識淵博的老師，用來培養天下的士人，經常考試以便學生能全面表現自己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出類拔萃的人傑了。
現在的郡守和縣令，是百姓的表率，其職責就在於上承仁德而向下傳播教化；所以，如果這些表率人物無德無才，就會君主仁德不能傳播，恩澤不能流布。
現在的官吏都不能教化民眾，有的還不遵守朝廷的法度，殘酷地虐待百姓，與壞人勾結，貪求財利，百姓貧困孤弱，冤屈痛苦，無法維持生計，十分不合陛下的心這都是官吏不稱職造成的後果！
官吏大部分出自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員的子弟，選任郎官又以家庭富於資財為條件，所選的人未必是賢能的人。
而且，古代所說的『功』，是按照任官政績的好壞來區分大小，並不是指任職的累積時間；所以，本事小的人，即使是任職時間很長，也仍做小官，賢能的棟樑之才，即使是任職時間很短，也不妨做輔政大臣，所以，官吏們都盡心竭力，一心做好本職工作而建功立業。
現在就不是這樣了，累積時日就可以獵取富貴，任期長久就可以升官晉職，因此，廉潔與恥辱相互轉化攙雜，賢能和不肖混淆，不能判明真偽。
我認為應讓列侯、郡守、二千石官秩的官員，各自從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選擇賢能的人，每年向朝廷選送二人，到宮中服務，而且可以用這種方法來觀察大臣的才能高低；選送的人有賢德，就給以賞賜，選送的人不好，就給以懲罰。
如果這樣，所有二千石官員都會全力以赴地尋求賢人，天下的人傑都可以成為國家官員而為皇上效力了。
把天下的賢人都吸收到朝廷中來，那麼，三代聖王的功業不難於造就，而且堯舜的美名也可以企及。
不要用任職時間長短計算功勞，而以實際考察出來的賢能為上，根據各人才能大小給以不同的官職，核查品行的高低而確定不同的地位，就會使廉潔和恥辱、賢與不肖區別得很清楚了！
我聽說積少成多，積小成大，所以古代的聖人，沒有一個不是由默默無聞而變成美名遠揚，由卑徽而達到顯赫；因此，堯起步於諸侯之位，舜興起於深山之中，並不是一日之內突然顯赫起來，應該說是逐漸達到的。
言語是由自己說出來的，不能阻塞；行為是由自身做出來的，無法掩飾；言語和行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內容，君子正憑藉著它而感動天地。所以，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業，能注意一切細徽的人，才能功德彰明。本身積累善德，就像人的身體長高時那樣，每天都在增長自己卻不知道；本身積累惡行，就像燈火消耗燈油一樣，自己也沒有察覺；這正是唐堯虞舜成就美名和夏桀商紂令人悲悼戎懼的原因。
快樂而不yín亂，反覆行善而不厭倦，這就是『道』。
遵循道行事，萬世無弊害；只要有弊害產生，一定是因為沒有按照道行事。
一定是因為執行先王之道有所偏廢，所以政治昏亂政令不行，補救的方法，就是運用王道中被偏廢的部分去補救積弊罷了。
三代聖王的治國之道，側重點各有不同，並不是它們相互矛盾，它們都是為了醫治社會積弊，只是由於各自面對的社會情況不同，才形成了治國之道的不同。
所以孔子說：『要說無為而治的人，應該是舜吧！』舜改換曆法，改變衣服顏色，只是順應天意罷了。
其餘一切都遵循堯的治國之道，哪裡改變過什麼呢！
所以，聖明的君主，有改變制度的名義，而沒有改變治道的實際內容。
然而，夏代推崇忠直，商代推崇恭敬，周代推崇禮儀，形成這種不同的原因，是因為它們要各自拯救前朝的缺失，必須使用各自不同的方法。
孔子說：『商代繼承了夏代的制度，所廢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繼承了商代的制度，所廢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若有人繼承周代，就是過了一百代之後所實行的制度，也可以推測得出來。』
這是說百代君主所用的治國之道，也就是使用夏商周這三種了。
夏代是繼承了有虞氏的制度，而孔子唯獨沒有說到兩者之間的增減，是因為兩者的治國之道一致，而且所推崇的原則相同。
道之所以精深博大，是因為它來源於天，只要天不變，道也就不會變；所以，夏禹繼承虞舜，虞舜繼承唐堯，三位聖王相互授受禪讓天下，而遵循相同的治道，是因為其間不需要補救積弊，所以孔子不說他們之間的增減。
由此看來，繼承一個大治的朝代，繼起者實行與原來相同的治國之道；繼承一個政治昏亂的朝代，繼起者一定要改變治國之道。
現在漢朝是在大亂之後而建國的，似乎應該略為改變周代制度的過分強調禮儀，而提倡夏代的忠直之道。
古代的天下，也就是現在的天下，同是這一個天下，為什麼古代與現在相比，卻會有那麼大的差距！為什麼敗壞到如此程度？
估計或許是因為沒有遵循古代的治國之道吧，或許是因為違背了天理吧？
天對萬物也有一定的分配賜予：賜給利齒的動物不讓它再長犄角，賜給雙翅的鳥類只讓它有兩隻腳，這是讓已受大利的，不能再取得小利。
古代那些接受俸祿的官員，不許靠氣力謀食，不得經營工商末業，這也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與天的旨音是相同的。
那些已得大利又要奪取小利的人，連天都不能滿足其貪慾，更何況人呢！
這正是百姓紛紛怨嘆困苦不足的原因，那些達官顯貴，身受朝廷榮寵而居高位，家庭富裕又享受豐厚俸祿，於是憑藉著既富又貴的資本和權勢，在下面與平民百姓去爭利，百姓比得上他們啊！
百姓逐日逐月地被削弱，最後陷入窮困。
富袷的人奢侈成風揮金若土，窮困的人走投無路苦不聊生；百姓沒有感覺到活著有什麼樂趣，怎麼能避免犯罪呢！
這正是刑罰繁多卻不能制止犯罪的原因。
天子的官員，是平民百姓觀察仿效的對象，是遠方各民族從四面八方向中央觀察仿效的對象；遠近的人都觀察和仿效他們，怎麼可以身居賢人的高位卻去做平民百姓所做的事呢！
急急忙忙地追求財利，經常害怕窮困，這是平民百姓的心理狀態；急急忙忙地追求仁義，經常害怕不能用仁義去感化百姓，這是官員應有的意境。《易經》說：『既背負著東西又乘車，招來了強盜搶劫。』乘坐車輛，這是君子的位置；身背肩擔，這是小人的事；《易經》的這句話，是說居於君子尊位而去做平民百姓的事，這樣的人，一定會招來禍患。輔政的方法之外，就沒有別的方法了。
《春秋》推崇的天下一統，這是天地之間的永久原則，是古往今來的一致道義。
現在，每個經師傳授的道不同，每個人的論點各異，百家學說旨趣不同，因此，君主沒有辦法實現統一，法令制度多次變化，臣下不知應該遵守什麼。我認為，方向不同，所有不屬於儒家『六藝』範圍之內，不符合孔子學說的學派，都禁絕其理論，不許它們與儒學並進，使邪惡不正的學說歸於滅絕，這樣做了就能政令統一，法度明確，臣民就知道該遵循什麼了！」」何霖不由的緩了緩，一口氣說的太多，有一些累了！
「孝武帝很讚賞董仲舒的對答，任命他做江都國的相。
會稽人莊助也以賢良的身分參加了考試對答，武帝擢拔他擔任中大夫。
丞相衛綰向武帝上奏：「舉薦來的賢良，有研究申不害、韓非、蘇秦、張儀的學說，擾亂國家政治的，請都予以遣返。」孝武帝批准了奏請。
董仲舒從小研究《春秋》，在孝景帝時做了博士官，進退舉止，不做任何不合乎禮法的事，學者們都用尊師的禮節尊敬他。
等到董仲舒做了江都國的相，侍奉江都易王劉非。
易王劉非，是武帝的哥哥，歷來驕橫，好逞勇力。
董仲舒用禮義來輔佐糾正他，易王也很敬重董促舒。
春季，二月，漢孝武帝頒布赦令。
朝廷發行三銖錢。
夏季，六月，丞相衛綰被免職，丙寅，孝武帝任命魏其侯竇嬰做丞相，任命武安侯田蚡做太尉。武帝一向看重儒求，竇嬰、田蚡都喜好儒求，極力推薦代地人趙綰擔任御史大夫，推薦蘭陵人王臧擔任郎中令。
趙綰奏請興建明堂以接受諸侯王的朝見，並且向孝武帝推薦了他的老師申公。
秋季，武帝派出使者帶著表示禮聘的帛和玉璧，駕著安車駟馬去迎接申公入朝。申公到了京城，拜見孝武帝。
孝武帝詢問關於國家治亂的事，申公已是八十多歲的高齡，回答說：「治理天下的人，不以說得多為完善，只看努力實幹得怎樣罷了。」
這時，孝武帝正喜愛文辭，看到申公的對答，沉默不語；孝武帝雖然對申公的對答不滿意，但既然已把他招來了，就任命他做了太中大夫，安頓他住大魯王在京城的官邸中，商議有關興建明堂、天子視察各地、改換曆法和服色等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