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商鞅時就已經明了，任何朝廷法制的根本，都在於耕戰。換言之，一個國家的富強與否，一在田土，二在戶籍。釐清國家的田土，才有糧秣與財貲作為稅收，登記各地的丁口，然後才能徵調兵員作戰，只有如此，國家才有力量削平亂世，安定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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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劉羨稱帝前後的這個時期，他難免發現，除去益州這個他已經經營了六年的大本營以外，新得的州郡之中，帳簿上的田土和戶籍，少到了一個令人髮指的地步。
以荊州為例，在司馬炎平定東吳以後，也就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當時荊州有二十二郡，一百六十九縣，戶三十五萬七千五百四十八，口兩百一十四萬八千三十二，等過了二十年，經過人口的自然增長，以及朝廷的大力清查，也就是在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荊州帳簿上有戶六十一萬八千三百二十七，口三百七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五。
這本就是一個有待商榷的數字，由於士族與隱戶的存在，實際情況肯定比這還多不少。但十年之後，也就是劉羨接手之後，他將荊州與湘州的戶籍合計在一起，相當於原荊州的轄區，竟然只得戶二十九萬，口一百六十二萬。
雖說荊州前後遭受了李辰劉尼之亂、陳敏之亂、張方之亂以及漢晉戰爭等四場大規模戰事，但由於劉弘的成功治理，中間大體上還是安定的，至少遠比歷經了好幾年鏖戰的益州要好上許多，還接收了少說二十萬巴蜀流民。結果益、寧二州檢籍以後，尚有丁口二百二十餘萬，這肯定是一個不實的數字，還有再清查的空間，但荊、湘二州反而還不如巴蜀，實在是咄咄怪事。
原因倒也不難想，劉羨在巴蜀檢籍，主要是利用了天師道的宅錄製度。天師道的信徒名單，有時候比郡縣府中的戶籍統計更準確。但荊湘的情形則完全不同，前些年劉弘為了地方穩定，不至於再生大亂，幾乎對本地士人隱戶攬民的種種舉動聽之任之，這使得州郡的秩序是恢復了，但官府掌控的戶口大為減少，以致於到當今這個地步。
荊州尚且如此，江州、揚州、廣州、交州四州更不用想，陳敏、王機這些人本事更不如劉弘，當地的情形只會更差。
如此下來，劉羨雖然連連勝利，但在數次大戰後，除去益州外，各州郡府庫多被消耗一空，當地的糧價物價飆升。雖說朝中堆滿了從各地繳獲的金銀珠寶，可謂堆積如山，但金銀不能當飯吃，甚至發給郡縣府吏做俸祿，吏員都大為不滿，說很多物資已經有價無市。
因此，在過往的幾年裡，晉廷面對這種困境，想要獲得物資人力，基本是靠劉弘留下來的積蓄，或是派兵強征。這也是一個辦法，當年光武帝劉秀就是如此籌集軍糧，允許將士們四處燒殺擄掠強集物資，從河北一路搶掠到鄉梓南陽，甚至逼反了重將鄧奉。
但劉羨實在做不出這種事，一是道德不允許，二是條件也不允許。劉秀是在人口富集的河北立國，此前又正值前漢鼎盛時期，全國有六千萬人口，承平日久，積蓄良多。而劉羨是在地廣人稀的江南立國，天下大亂百年，人口遠不如前漢，自不可能靠此做長久之計。若是強行窮兵黷武，反而可能導致國內民生的總崩潰。
在這種情況下，劉羨又要主持推廣勳爵制度，要賞賜六軍將士，對全軍進行授田，並且落實軍人的特權。而在劉羨屢次篩汰之後，如今南漢全國仍有將士三十一萬，一旦將其推廣開來，那必是對財政的一記重創。
因此，劉羨要設法解決這些困難，掌握田土與戶籍，改善府庫的收支，就必須要進行深入改制。而改制就需要強大的武力作為助力，有了堅實的軍隊制度作為基礎，後續改革才能深入到社會的方方面面。
分析商鞅當年推行軍功爵制度，其實也是如此，軍功爵只是一部份，其存在與商鞅推行的另一制度緊密相連，即什伍連坐制。商鞅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強制分戶獨立編戶，將民眾編為什伍單位，實行相互糾舉揭發，未告奸者同罪。如此將秦國政府的權力深入到每一戶，才能將軍功爵制推廣於全國。
因此，相比於軍功爵制度，勳爵制表面上看似極為相像，但因為沒有波及全民，實際上卻全然不同，或者說，是一個充滿妥協性的制度。在士族盤根錯節的當下，劉羨已不可能推行什伍連坐法，民眾不樂意，條件也不允許。
劉羨所有的優勢，在於他作為全軍統帥，一手創立了整個漢軍，對軍隊有足夠的掌控力，故而他打算以此為根本，創建一個全新的軍坊制度。
簡單來說，軍隊通常分為三類，一是禁軍，二是鎮兵，三是州郡兵。
所謂禁軍，便是保衛京畿，守護天子的軍隊。所謂鎮兵，便是軍事重鎮的常備軍。所謂州郡兵，便是由州郡長官從鄉縣臨時徵募而得的義務兵。
而漢季軍制演變的百年歷史，簡單來說，便是加強禁軍與鎮兵，逐步廢除州郡兵的歷史。
這主要是起源於曹氏家族的篡權史。曹操為了儘可能走完篡漢流程，必須得設法加強對軍隊的控制，便廢除廣泛的州郡兵，轉而建立四征四鎮制度，將大量的士家集中於首都或少數軍事重鎮，這自然能夠方便曹氏與夏侯氏掌控，也能對其餘反曹勢力進行鎮壓。
當然，一旦皇室缺少軍政強人，而外姓中冒出了軍政強人，這同樣也方便了外姓的篡權。
但從基層治理與經濟開支的角度來說，這更是一個極為負面的政策。在士族壯大的情況下，地方鄉縣與中央的聯繫本就脆弱，再廢除州郡兵，兩者的軍事聯繫就徹底斬斷。而且還大大增加了經濟負擔，畢竟糧秣從地方上運到首都與軍事重鎮，是一筆不小的負擔，而朝廷還要設法置辦馬匹、甲仗、輜重，又要從京畿和軍鎮到地方上進行採購，這又是一筆損耗。
盧志對此評價道：「古往今來，朝廷想要在賦稅財政上有所作為，無非是四個字——開源節流，而此前的軍鎮制度無疑是大錯特錯，走到了反面——開流節源上了。」
劉羨深以為然，他問盧志道：「那以子道之見，我該如何做？」
盧志斷然道：「反者道之動，魏晉以兵農分離得天下，又以兵農分離失天下，那我朝便當改弦易張，重新寓兵於農。」
於是就有了在勳爵制後，朝廷新一輪推出的軍坊制度。
劉羨打算拆分打散各軍，繼而在現存的各州郡中廣泛設立軍坊，直接以縣為單位，將除禁軍與新組建流民軍以外的大部分軍隊，均等地布置在各縣之中。而這些士卒所居住的區域，便簡稱為軍坊。
不論州治郡治，一個普通縣的軍坊，大概不過百來人到兩百人不等，由當地的縣尉負責管理，他們為分配來的漢卒授勳田，幫助他們在本地進行紮根，乃至成家立業。
過去兩漢在縣下設鄉，鄉下設亭，亭下設里，如今這些基層建制已經大部廢弛，混亂不堪。而今借著這個授勳田的機會，正好可以讓士卒們深入到各個村社之中。而他們又有蔭戶免稅的特權，很容易便被當地人所接納，這樣就可以作為朝廷紮根地方的楔子，撕開基層治理的第一道口子，並宣傳朝廷的政策。
而根據寓兵於農的理念，軍坊將把漢卒的吃穿用度供給，從以前由軍鎮負責，改成由縣府的軍坊負責，軍坊負責協調地方分擔，雖然縣府同樣要給士卒供給糧秣，但因減少了縣府轉運到軍鎮造成的糧秣損耗，支出就大大減少了，甚至在徵調兵力之初，士卒自己就能從軍坊中領取一部分糧秣，自行運往前線，又是一筆省去的開支。
當然，省去的開支還不止於此，須知勳爵制賦予漢兵的不只有特權，同時還有義務。對於普通的漢軍士卒，他們固然享受授田、免稅、乃至蔭戶的特權，但也有自備部分武器的義務。
普通的勁卒，他們只須自備一柄環首刀，以及長弓箭矢，其餘的甲冑盾弩，自會有朝廷負責製造，分發到各軍坊保管和維護。等勳爵到了驍勇之後，朝廷還會設法發放給他們馬匹，讓驍勇們安排蔭戶放養，農忙時馬匹可以耕種，農閒時則可以騎射作戰。如此一來，也算解決了老大難的馬政問題。
還值得注意的是，漢卒入駐到縣軍坊之後，除了戰時集合備戰、節省開銷外，閒時還能每月檢閱，警晝巡夜、穩定鄉縣秩序，甚至直接向鄉縣徵兵。所謂一舉多得，不外如是。
但俗話說得好，萬事有弊有利，將這樣影響巨大的制度推行下去後，軍官在政治上的權力也會相應增加。以前的都尉只需要在郡中挑選一城作為軍事重鎮，號令各縣尉帶兵前來訓練集合即可，影響力往往局限在這一城之內，軍坊制度落實後，都尉便要在全郡範圍內時時來回巡查，就會管理到郡內各鄉縣，勢力大大增加。
在朝廷改制之初，軍坊勢必依靠朝廷，但長此以往，軍坊就可能與地方士人相同化，獨立於朝廷之外。因此，為了提前杜絕這些問題，劉羨與盧志在比較種種古籍之後，打算全面推行輪戍制度。
畢竟現在還是亂世，戰亂之中軍事重鎮的作用還是不可取代的，能夠迅速地進行調兵遣將就是最大的優點。而軍坊制度將士卒散播到鄉縣後，平時能夠隨時調集的兵力就少了。為了訓練旗鼓戰陣，也有必要讓大量士卒集中。
因此，劉羨主張一郡之內，每年抽調各軍坊三分之一的士卒，到郡治中進行輪值訓練，各州都督可以隨時抽調這些兵力，作為朝廷禦敵的應急力量。
而在全國範圍內，各州郡兵同樣要到京師輪流戍衛。
南漢如今實控寧、益、荊、湘、交、廣、江、揚八州。又預設豫、司兩州，雖無州土，實建軍隊。荊州作為如今的京畿，平日自是要提供三萬常駐兵馬拱衛義安。但這並不是說，餘下的九州軍隊就可以自行其是，劉羨將九州劃分為三道，以三年為界限，每年命一道派三萬兵馬前來京師，作為禁軍體系的一部分協防集訓。如此荊州就有六萬常備兵馬，既是保衛天子的守備力量，同樣也是中央援助各地的機動力量。
這項制度的落實其實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今的交、廣、寧三州，距離朝廷實在太遠，讓他們前來義安輪戍，一年大概有兩三個月在趕路，像交州這種地方，四個月也說不準。
但劉羨還是決定將其推行下去，主要考慮有三點。
一來義安不比洛陽，至少是位於江南之中，只要專心經營這些軍隊入京的道路，提前做好準備，讓他們前來輪戍，成本還是可以承擔的。
二來長途跋涉本就是軍隊訓練的重要內容，邊地士卒能遠赴千里山川行軍而來，也算是一種很好的訓練。若是這些軍隊前來輪戍，可以適當減輕入京後的訓練，提高待遇作為補償，大體還能保持公平。
三來輪戍制度的核心，是要建立起天子與地方的聯繫。讓每一州郡的軍隊，都能切身感受到京畿的繁華，天子的信賴，繼而產生一種榮譽感，以拱衛天子為榮。如此，全國上下便能建立起一種認同感，感到自己隸屬於大漢，而不是士卒只認得地方長官，唯地方長官是從。所以，就不能因為地方遙遠而放棄，恰恰是因為各地相隔千里，才更要堅持。
如此，以勳爵制為引，軍坊制為實，輪戍制為佐，將三個制度結合起來，便構成了庚午新制中的軍制部分。這是劉羨最先推廣的部分，同樣也是準備最久的部分。
從啟明四年十月開始，各州郡便開始計算上報過往戰功，由朝廷計算戎勛，此事一直持續到啟明五年的三月。同樣，朝廷也讓各郡縣先提前修建軍坊，準備勛田，為第一批士卒的入駐做準備，並對分配的那些士卒宣講朝廷的政策。而在朝廷八月接連頒布三道正式的詔令之後，荊、益、湘、江四州已開始率先行動。
嚴格來說，新軍制雖說增加了軍隊的待遇，但同樣，有識之士都看得明白，朝廷的負擔減輕了，軍官和士卒的責任就相應增加了。好在劉羨在軍隊的威望是至高無上的，推行改制的阻力自然也是最小的，至少沒有人敢明目張胆地反對。
這只能算是一個好的開頭，但回到起點，新軍制只是變法改制的一部分，縱使成功也不能代表整個變法改制的成功。想要根本性地扭轉局面，讓國家欣欣向榮，就必須要面對最重要的戶籍問題與田土問題，這不是劉羨取巧就能進行逃避的。
在是年九月中旬，劉羨正式下詔，開啟稱帝後的第一輪檢籍清田，首先就在荊、湘二州實行。(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