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順門的血跡被清水反覆沖刷，終是淡去了痕跡，但那瀰漫在紫禁城空氣中的血腥氣，卻久久不散。嘉靖皇帝以雷霆手段贏得了「大禮議」的最終勝利，也徹底確立了自身不容置疑的權威。曾經聲勢浩大、以氣節相標榜的「護禮派」官員，或死或貶，或緘口不言，朝堂為之一空。權力的真空，急需填補。而皇帝本人，在經歷了這場驚心動魄的博弈後，似乎也對日復一日的朝會、奏章感到了些許倦怠，他需要代理人，需要能精準執行他意志、卻又不會威脅到他絕對權力的手杖。
於是，以「議禮」之功躍上權力舞台的張璁、桂萼等人，便成了新時代的第一批弄潮兒。
張璁，這位因一篇《大禮疏》而簡在帝心的新貴，以其敏銳的政治嗅覺和毫不妥協的作風，迅速成為嘉靖皇帝最倚重的臂膀。他被超擢入閣，雖資歷尚淺，但聖眷正隆，氣勢直逼那些久歷宦海的老臣。他深知自己的權力完全來源於皇帝的信任，故而行事果決，銳意推行改革，一是為了鞏固權位，二也是真有幾分整頓積弊的抱負。
在皇帝的支援下，張璁聯合桂萼等人，大力推行以清理勛貴莊田、遏制宦官勢力、整頓科舉學政為核心的「嘉靖新政」。他們奏請核查皇親國戚、勛臣宦官非法侵占的民田，收歸國有或發還原主，此舉觸及了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引來無數咒罵，卻也暫時緩解了部分社會矛盾，為朝廷挽回了一些民心。同時，他們嚴格限制司禮監和宦官的權力，將批紅之權更多地收歸內閣，並改革科舉，試圖扭轉空疏的學風。
這些舉措，如同利刃，切割著正德以來留下的沉疴痼疾。朝野內外，對這位「驟貴」的閣臣，既有因其改革魄力而生的些許期待，更有因其手段酷烈、排斥異己而積累的深深敵意。張璁行走在宮禁之中，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些表面恭順目光背後隱藏的忌憚與怨恨。但他不在乎，他只需對深居西苑的皇帝負責。
然而，皇權的恩寵，從來如風中燭火，明滅不定。張�桂一黨權勢熏天，漸有壟斷朝綱之勢，這本身便犯了帝王大忌。加之他們推行的改革樹敵過多，反對的聲音透過各種渠道，終是傳到了日漸崇通道教的嘉靖皇帝耳中。皇帝開始覺得，張璁固然能幹，但似乎過於鋒芒畢露，不夠「沉穩」。
恰在此時，另一個身影進入了皇帝的視野。夏言，江西貴溪人，以才略氣度著稱。他並非「議禮派」核心，卻在張璁與翰林院舊臣激烈鬥爭時，因支援更定祀典（符合嘉靖皇帝抬高其生父地位的需求）而受到賞識。夏言儀表堂堂，奏對清晰，文采斐然，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如何以更含蓄、更符合「大臣體統」的方式貫徹皇帝的意圖，同時又能在清流中保持不錯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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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皇帝對夏言的青睞日增。一次經筵之後，皇帝特意留下夏言，詢問他對時政的看法。夏言侃侃而談，既指陳時弊，又不似張璁那般咄咄逼人，言語間充滿了為君分憂的忠悃。皇帝聽得入神，不覺已是日暮。此後，賜予麒麟服、銀章，允其密摺奏事，恩遇日隆。
張璁敏銳地察覺到了威脅。他不能容忍有人挑戰他首席輔臣的地位，尤其是一個資歷遠不如他的人。於是，他聯合桂萼，尋找夏言的錯處，發動彈劾。指責他「假借清議，陰結朋黨」，「所行新政，多有紕漏」。朝堂之上，再度風起雲湧。
夏言面對攻擊，並不硬抗，而是以退為進，上疏乞休，言辭懇切，全是為國為民之思，絲毫不提個人委屈。這種姿態，反而更贏得了皇帝的同情與信任。嘉靖帝下旨慰留，並嚴厲申飭了上書攻擊夏言的官員。
嘉靖十四年，張璁因病多次請求致仕，皇帝最初優詔慰留，後來竟漸漸准了。隨著張璁的離去，他那一系的官員也紛紛被調離要職。「張黨」勢力如冰雪消融，迅速瓦解。
夏言順理成章地遞補入閣，並在不久後成為首輔。他吸取了張璁的教訓，為政更加注重平衡，一方面繼續推行一些溫和的改革，清理驛傳、整頓邊備，卓有成效；另一方面則著力結交宮中有勢力的宦官，對皇帝沉迷齋醮之事，也往往能巧妙地予以迎合或至少不正面反對。他權勢顯赫，出入有八抬大轎，追隨者甚眾，時人稱之為「夏桂洲」（以其籍貫稱之），可謂一時風頭無兩。
然而，權力的高峰往往也是懸崖的邊緣。夏言的強勢和偶爾流露出的「士大夫氣」（例如在是否賜給道士邵元節、陶仲文真人封號等問題上，他曾表示過保留意見），漸漸引起了嘉靖皇帝的不快。皇帝需要的是絕對順從、能幫他處理好世俗政務、同時又不干涉他個人修玄愛好的「得力僕人」，而非一個有著獨立意志的「合伙人」。
夏言尚未意識到，在他身後，一片新的、更陰沉的陰影正在悄然積聚。嚴嵩，這位同樣以「青詞」（獻給天帝的奏章形式的駢文，嘉靖帝極看重）得幸的江西同鄉，多年來一直隱忍蟄伏，對夏言執弟子禮，極為恭謹。他敏銳地捕捉到了皇帝與夏言之間那微妙的裂痕。
嚴嵩工於心計，善於揣摩。他寫的青詞最合皇帝心意，他對皇帝的任何意向都無條件擁護，從不質疑。他像一條耐心的毒蛇，潛伏在夏言這棵大樹的陰影下，等待著時機。他利用同鄉關係，表面上對夏言唯命是從，背地裡卻悄悄收集著夏言的「過失」——某次奏對時不夠恭順，某次批答時未能體會聖意，甚至其家人在鄉里的一些不端行為，都成了嚴嵩暗中記錄在案的「罪證」。
夏言對此並非毫無察覺，但他過於自信，認為嚴嵩不過是個諂媚之徒，難成大器，並未真正放在心上。他依舊我行我素，甚至在一次關於收復河套的軍事決策上，與皇帝產生了激烈的爭執，雖然最終他的意見被採納，但那強硬的姿態，已深深觸怒了剛愎自用的嘉靖皇帝。
皇帝的耐心終於到了極限。一次，皇帝居西苑，秘令太監賜夏言香葉束髮巾等道士服飾，命其入值西苑時穿戴，以示君臣同修之意。夏言認為此非人臣法服，拒不奉詔。而同時受賜的嚴嵩，卻在召見時欣然穿戴，並冠以輕紗，精心修飾，皇帝大悅。
此事雖小，卻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它清晰地表明，誰才是那個毫無保留、完全順從的「自己人」。
嘉靖二十一年，藉助一次日食帶來的「天象示警」，以及嚴嵩父子精心羅織的「怨望訕謗」、「攬權納賄」等罪名，嘉靖皇帝下旨，將夏言革職閒住。不久後，又尋由將其逮入詔獄，最終棄市。夏言的時代，以一種極其慘烈的方式落幕。
嚴嵩，終於登上了首輔的寶座。他以古稀之年，憑藉絕對的柔媚和精妙的權術，開啟了長達十餘年的專權時代。朝堂之上，張璁之銳，夏言之剛，皆已成過往雲煙，如今瀰漫的，是嚴氏父子一手遮天的陰翳。權臣迭起，你方唱罷我登場，而端坐西苑修道煉丹的嘉靖皇帝，則透過操縱和更迭這些「權臣」，牢牢掌控著這個龐大帝國的最終權柄，冷眼旁觀著腳下的潮起潮落。只是，這頻繁更迭的首輔，與愈發酷烈的黨爭，正在一點點侵蝕著大明王朝的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