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他心情不好的時候從來不跟我說，就是一個人悶著。他這個人就是這樣，什麼都往肚子裡咽。」
周桂芬用手背擦了擦眼角，聲音哽咽起來：
「江局長，我們家老曹不是壞人。他就是在豐茂混口飯吃，做了一輩子老老實實的會計，從來沒有參與過那些打打殺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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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是知道那筆錢有問題，打死他也不會簽字的。他一定是被人騙了，或者是上面的人逼他簽的。他死了，那些人還在外面，他們會繼續找下一個人。我知道的就這些了，我全都告訴你了。」
江若嵐把周桂芬的話在本子上記完，正準備繼續往下問，趙銳敲門進來了。
他的手裡拿著一個裝在證物袋裡的黑色筆記本，封面是硬皮的，邊角磨得起了毛邊，上面沾著些許灰塵和乾涸的水漬。
他在搜查曹守義那間小超市後面的休息室時，在床鋪的褥子夾層里發現了這個本子——被縫在褥子內側的暗袋裡，針腳歪歪扭扭，線頭粗糙，一看就是曹守義自己縫的。
江若嵐接過證物袋，把筆記本從裡面取出來，小心翼翼地翻開。
筆記本不厚，只有三十幾頁，記錄的時間跨度也不長，從今年三月份一直記到案發前一周。
前面十幾頁都是超市的日常帳目——進貨清單、銷售額、水電費、房租，每一筆都記得工工整整，字跡一絲不苟，符合曹守義作為一個老會計的職業習慣。
但從四月份開始，帳目頁之間夾雜了一些零散的、明顯是匆忙間寫下的文字。
最早的一條寫在一個超市帳目的空白頁上，筆跡潦草，和前面那些工整的帳目字跡判若兩人——
「三月二十五日，有人來店裡買東西，付錢時給了我一張名片，問我是不是以前在豐茂幹過財務。我說不是，他笑了笑就走了。他的笑讓我很不安。」
隔了幾頁，又有一條——
「四月十三日，在城東菜市場門口又看到那個人了。他沒有過來跟我說話，就站在對面水果攤旁邊看著我。我買了菜就走了，走了很遠回頭看，他不在了。」
這段話的下面用鉛筆畫了一個模糊的人像速寫——一個中年男人，輪廓粗糲，戴著一頂鴨舌帽。
再往後翻，五月份的記錄變得更加頻繁和焦慮——
「五月六日，手機收到一條簡訊，是陌生號碼，說想約我『喝杯茶，聊聊過去的事』。我沒回，把簡訊刪了。」
「五月二十日，超市打烊之後發現門口的地上有一個菸頭，是踩滅的。那個牌子的煙我不抽，附近也沒人抽。可能是我想多了，但他媽的到底是誰？」
「六月三日，給老崔打了個電話，他也收到了同樣的簡訊。他比我還緊張，說最近有人在跟蹤他，已經換了三個手機號了。我問他那些人在找什麼，他說不知道。我不信。」
江若嵐翻到筆記本最後一頁，那頁紙上只有一行字，筆跡比之前的任何一條都更用力，好幾個字的筆畫戳穿了紙面——
「老崔說當年那筆錢的經手人里已經死了一個。我當時沒說話。掛了電話之後我坐了一夜。我不會是下一個。我不會是下一個。」
在這行字下面，曹守義用紅筆寫了三個字——「我不會。」
紅筆的力道大得幾乎把紙劃破了，最後一個「會」字的末筆拖了很長，一直拖到紙張邊緣，像是一聲被掐斷了尾音的喊叫。
江若嵐把這一頁拍了照片，發給技術科做筆跡鑑定。
然後她抬起頭，對陸錚和趙銳說：
「曹守義在筆記本里提到的那個『老崔』，應該就是當年和他一起經手那筆帳外資金的人。找到這個老崔，就能知道那筆錢的具體去向。另外，查豐茂集團財務部的歷史員工名單，所有姓崔的會計和財務人員，列出完整的姓名和聯繫方式，逐一排查。」
陸錚用手機登錄系統查詢豐茂財務部的在案人員檔案。
名單在屏幕上逐行滾動——豐茂集團財務部從二零零八年到二零一八年的人員編制共有三十餘人，其中姓崔的只有一人，叫崔明遠，四十三歲，義安本地人，二零一零年入職豐茂財務部，和曹守義同年進入公司。
豐茂案發後崔明遠離職，去向一欄寫的是「省城某建材公司財務主管」。
陸錚立刻撥了系統里留存的手機號，電話接通了，那頭傳來一個謹慎而低沉的中年男人的聲音。
陸錚開門見山說明身份和意圖，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鐘，然後崔明遠用一種極其克制的、像是在極力壓抑著某種情緒的語氣低聲說道：
「守義死了，我知道遲早會輪到我。你們現在在哪裡？我過來找你們。」
..........
崔明遠趕到城西派出所的時候，天已經黑透了。
他從省城開車過來，一路上連服務區都沒停，車載音響里反覆放著一首過路望鄉的老歌，但他一句也沒聽進去。
從接到陸錚那通電話起，他握著方向盤的手指就一直微微發顫，不是冷，是那種從骨髓里往外滲的恐懼，壓不住也甩不掉。
他把車停在派出所門口，熄了火，坐在駕駛座上深吸了好幾口氣，然後推開車門走進那扇亮著警徽的玻璃門。
他比江若嵐想像中要年輕一些，四十三歲的人看起來像三十七八，穿著一件熨燙平整的淺灰色襯衫，袖口的扣子扣得一絲不苟，皮鞋擦得很亮。
但走近了就能看到他臉上的憔悴——眼袋很深，眼睛裡布滿血絲，像是很久沒有睡過一個完整的覺了。
他在接待室里坐下，接過陸錚遞來的水杯，兩隻手捧著，指尖不自覺地敲著杯壁，發出細微的嗒嗒聲。
沉默了很長時間，他才用一種極其克制的聲音開口了，像是在陳述一份早已在腦子裡排練過無數遍的財務報告。
「我和曹守義是在二零一零年同一個月進豐茂的。他比我大兩歲，我們倆分在同一個辦公室，共用一張對拼的辦公桌，面對面坐了將近八年。
豐茂倒了之後我們各自謀生，他開了小超市，我在省城一家建材公司找了個財務主管的活。我們都以為那件事爛在肚子裡就過去了，但今年春節之後，有人開始找我。」
他從隨身帶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個牛皮紙信封，信封里裝著一沓列印出來的簡訊截圖和幾張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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