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帝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國偏遠，作籓於外，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眾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於歲。臣雖下愚，忝胤先緒，驅率所統，歸崇天極，道遙百濟，裝治船舫，而句驪無道，圖欲見吞，掠抄邊隸，虔劉不已，每致稽滯，以失良風。雖曰進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濟實忿寇讎，壅塞天路，控弦百萬，義聲感激，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居在諒暗，不動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練甲治兵，申父兄之志，義士虎賁，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顧。若以帝德覆載，摧此強敵，克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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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國，在帶方東南大海島中，漢末以來，立女王。土俗已見前史。建元元年，進新除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武號為鎮東大將軍。
倭者，自雲太伯之後，俗皆文身。去帶方萬二千餘里，大抵在會稽之東，相去絕遠。從帶方至倭，循海水行，歷韓國，乍東乍南，七千餘里始度一海；海闊千餘里，名瀚海，至一支國；又度一海千餘里，名未盧國；又東南陸行五百里，至伊都國；又東南行百里，至奴國；又東行百里，至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日，至祁馬台國，即倭王所居。其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往鞮。民種禾稻籥麻，蠶桑織績。有姜、桂、橘、椒、蘇，出黑雉、真珠、青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之中，蛇則死矣。物產略與儋耳、朱崖同。地溫暖，風俗不淫。男女皆露紒。富貴者以錦繡雜採為帽，似中國胡公頭。食飲用籩豆。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歲，多壽考，多至八九十，或至百歲。其俗女多男少，貴者至四五妻，賤者猶兩三妻。婦人無淫妒。無盜竊，少諍訟。若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則滅其宗族。
漢靈帝光和中，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卑彌呼為王。彌呼無夫婿，挾鬼道，能惑眾，故國人立之。有男弟佐治國。自為王，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使一男子出入傳教令。所處宮室，常有兵守衛。至魏景初三年，公孫淵誅後，卑彌呼始遣使朝貢，魏以為親魏王，假金印紫綬。正始中，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卑彌呼宗女台與為王。其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晉安帝時，有倭王贊。贊死，立弟彌；彌死，立子濟；濟死，立子興；興死，立弟武。齊建元中，除武持節、督倭、新羅、任那、伽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高祖即位，進武號征東將軍。
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至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身冉>羅國，經都斯麻國，乃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阿輩台，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之化。」清答曰：「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既而引清就館。其後清遣人謂其王曰：「朝命既達，請即戒途。」於是設宴享以遣清，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從東漢到隋以前，朝廷和倭國總體上講是冊封與被冊封關係。《宋書》上記載，倭王贊死後，珍、濟、興、武四個繼任者都曾經遣使貢奉，並求朝廷授予倭國自己提出的封號。7世紀初，倭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國力的增長也使得當時倭國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體現在了當時隋倭兩國的交往當中。《隋書·東夷傳》「倭國條」記有倭國的國書:「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唐高宗時，倭國還與唐發生戰事。
倭國從決定修改對外使用的國號，主要原因是因為覺得自己的國名不雅，原因是因為中國古代，中華民族對周邊少數民族有「夏民居中,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概念，倭國人認為自己的國家的地理位置「近日所出」。所以，更改國名為「日出之國」，即日本
倭國從決定修改對外使用的國號到向唐朝通告更號事宜再到最終獲得唐朝的承認，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過了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白江戰役倭國慘敗後，最遲在天智八年(公元669年)，倭國已經決定把對外的國號改為日本。至於改號的原因，往遠說，可能是與隋唐以來倭國爭取對等外交的願望有關；往近的說，也不排除通過改變對外的國號來消除白江戰役後其在東亞國際格局中的消極影響這種可能。所以，在公元668年高句麗被唐所滅之後，日本在公元669年遣使入唐朝賀，這次遣唐使在朝見唐朝官方時，很可能就已經向唐朝提出倭國對外改稱「日本」的事。此事在《古今圖書集成》上有記載:「咸亨元年，倭人始更號日本，遣使賀平高麗。」但是，倭使的提議可能最初並沒有被唐朝所承認，例證便是《善鄰國寶記》中郭務悰出使倭國時所攜帶的國書中有「大唐皇帝敬問倭王云云」。(關於《善鄰國寶記》中所引「天智天皇十年唐客郭務悰等來聘，書曰:大唐皇帝敬問日本國天皇云云。」有日本學者認為是日本國內有意篡改了公元671年唐朝國書中「倭王」的稱謂。筆者認同這種觀點，郭務悰出使倭國時所攜帶的唐朝國書很可能就是「大唐皇帝敬問倭王書」。此處既稱「倭王」，可見唐朝並沒有很快就承認倭國更號)至於唐朝之所以沒有很快就承認倭國更號這一事件，可能與白江戰役後唐朝對倭國所形成的不良印象有關。郭務悰回國後不久，倭國爆發「壬申之亂」。天武天皇上台後，中斷了與唐的外交關係。只是到了文武天皇大寶元年(公元701年)，日本才決定與唐朝恢復外交關係，派出了以粟田朝臣真人為首的代表團使唐。可能正是從此次往來開始，中國朝廷才正式承認了日本這個國號。由於當時是武則天主政，所以才有唐人張守節《史記正義》上「武后改倭國為日本國」的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