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電站的最後審核三天就結束了，劉亦東感到整個人都精疲力竭。 準備了那麼久，卻又結束得如此之快，不光是劉亦東這點時間，在他之前幾屆發改委副主任，十餘年的光陰，全都集中在了這三天。就如同上了十餘年的學生，最後就是高考那三天。回頭想想，十餘年與三天，真的值得麼？
經過核電站的這次審核，劉亦東算是徹底地得罪了馬景超，關鍵就是李長福這個人，李長福這個人也不知道是真不懂事還是故意的，總之他處處不給馬景超面子，動不動就當著馬景超與其他領導的面拍劉亦東的肩膀，說些很能幹，很欣賞的好話。劉亦東覺得李長福的心是好的，就是脾氣不太好，他一定是認定了馬景超要搶劉亦東的功勞，所以打算替劉亦東出頭。但是好心辦壞事，別人倒是知道劉亦東的功勞了，可是徹底讓馬景超沒了面子。官場上混的人，還不就是講個面子，很多事情並不是有錢有權就能解決的，你得處處給別人留有迴旋的餘地，給別人留三分面子，你官再大，當面羞辱一個有求於你的人，或者當面甩下屬一個耳光，性質就變了，多大的權，多少的錢，這個梁子你是揭不過去。
李長福是好心辦壞事，但是因為好心放在這裡，劉亦東心底里除了感激還真說不出其他的想法來。在官場上劉亦東覺得孤零零的，連一個同盟軍都沒有，現在李長福雖然不是官場中人，但是的確讓劉亦東感到了那份溫暖。
劉亦東本來還想去馬景超家看看，但是囊中羞澀，實在是拿不出錢來。 劉亦東與李曉寒自從關係惡化，兩個人的錢財是分開的，只要孩子不在山南市，個吃個的，都不在家吃。房子也沒有貸款，家裡的水電費之類的開銷都歸劉亦東出，卻是照顧了劉亦東，因為劉亦東工資太少，而小美在姥姥家的花銷，都算是李曉寒出的。劉亦東知道李曉寒也沒怎麼管過小美的開銷，小美的姥姥有工資，還是能應付兩口人的花銷的。不過李曉雪這面所有的開銷都是李曉寒出的，畢竟曉雪上學是大頭。不過李曉寒不說給曉雪花錢，可能也不好說，只說給小美花錢，曉雪上學的錢是她媽自己出的。
劉亦東心知肚明，不過李曉雪也是劉亦東生命中極其重要的一個人，所以他從來沒有點破過。
劉亦東本來當警察的時候還有點外快，後來當發改委副主任基本上也就沒有了。到北京帶了一筆巨款過去，回來後唐詩韻孫菲菲兩人一分也就剩下幾萬塊錢，他取了出來，不敢再存在自己的卡中，或許是第一次黑了這些錢，他老覺得不是好事，悄悄地放在自己的辦公室里。
這些錢也夠他花一陣的，但是後來孫菲菲上學，劉亦東害怕她再走青春路，所以學費與生活費乾脆都替她出了，這樣一來手裡真沒有啥錢了，去看馬景超，劉亦東說什麼也得準備幾千塊錢，再買點菸酒過去。
劉亦東要是硬擠也能拿出這筆錢，但是他一想，自己過去送禮馬景超就能原諒自己了？去逑吧！自己跟馬景超現在根本就不是錢的事，也不是劉亦東對他不夠尊重的事，說到底是馬景超害怕劉亦東搶了他的飯碗，奪了他的位置，這就關係到劉亦東這個人的本身了，如果劉亦
東不消失，送多少錢都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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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這裡，劉亦東乾脆想破罐子破摔了，反正也這樣了，你馬景超還能拿我怎麼樣？大不了以後小心點，不讓你抓到小辮子，你又有什麼理由背後搞我？
核電站審核三處，山南市是第二處，審核完畢後還有接近一百天的審定期，最後才算是真正地定下來究竟鹿死誰手。
為什麼是一百天？這裡面學問大著了，現在是十月中旬，審定期從十一月初開始，一直到明年的二月中旬，十一月初到二月中旬，有什麼？有元旦和春節，有中國最大的人情節日。
劉亦東曾經在酒桌上聽過很多官場哲理小故事，有一個說的就是組織開會研究一批幹部的任用，會議定在十二月三十日，拿給領導審核，領導改在了一月二日，秘書很不理解，多嘴問道，十二月三十日跟一月二日，有什麼區別啊。領導罵道，有個蛋。秘書以為領導罵自己，不敢答話，回家一想，猛然發現這中間還真有個蛋——元旦。
這個故事肯定是假的，沒有秘書會傻呼呼地問領導某個決策的深意，不過說的確實是一個真實的哲理。官場哲人說過，將複雜的事情做簡單，是商人；將簡單的事情弄複雜，是官員。組織開會，只要是涉及人事變動的，一天能決定的也一定弄成三天，誰都不著急，都給當事人足夠的時間表示自己的決心與誠意。即便是某次決議下來了，也都壓而不發，美其名曰：「先放放，大家再想想。」其中包含的哲理誰都清楚。
不過核電站審定一延期這對於劉亦東是好事，逢節送禮，見門磕頭，聽著雖然有點淒涼，但是個中的實惠卻是實實在在的。劉亦東明知道自己送錢無門，但是錢扔在自己面前還不能不接著，畢竟這筆錢你不敢不拿著，這個禮你也不敢不送出去，在這個關鍵時刻一定不能有任何的推辭與退縮，否則會被認為辦事不力。但是劉亦東還真的是沒什麼好辦法，清風老人自己連是誰都不清楚，更別說摸上門去送禮，不過劉亦東有過經驗，他知道結果並不重要，關鍵是這個過程，關鍵是自己的態度與姿態，誰也不可能跑到某個領導面前去核實，劉亦東給你送禮了麼？送了多少？你收了麼？
送不出去就自己留著唄，再發一筆小財，也算是緩解一下自己至今還是科級的鬱悶。一想到這裡劉亦東反倒盼著春節快點到來了。
說到這種事，劉亦東又想起一個野史，說是文革時期一個作者寫了一本書，名字叫紅什麼，不過他個人成分不好，算是黑五類里的，出版社在那個時期是非常謹慎的，根本不理他。作者的執拗脾氣上來了，乾脆去北京，到中南海門口說要見毛主席，問問黑五類能不能出書。人家應付他，說可以，可以，你回去吧，別在這裡給領導添亂。然後他回到了家，找到了出版社說，毛主席說了，這本書可以出。出版社人也知道他就是胡扯，但是在那種大環境下，誰敢質疑主席的話？誰還能去問主席說，你老人家到底說沒說？之後這本書在那個文學匱乏的年代風靡了全國。
這跟劉亦東現在所處的情況多像，假傳聖旨，過去是重罪，現在是本事，你不懂，我告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