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於上杉定虎率大軍進入但馬境內，以及攻滅倒向偽朝一方的太田垣家，使得但馬一國得以迅速靜謐。
作為但馬守護兼引付頭人的山名祐豐，對上杉家的出兵主動介入但馬一國的局勢並沒有感到不滿，反而是萬分感激。
山名祐豐本人更是在竹田城開城投降後，親自前往上杉軍本陣所在的金梨山參陣，一面表示自己與興兵作亂太田垣家沒有絲毫關係，一面表示山名家仍然是上杉家的堅定支持者。
以齋藤朝信、神余親綱等上杉家譜代重臣為首的參陣諸將一致表示：「但州諸將長期相互攻殺，導致當家支援尼子家受阻；太田垣家倒向偽朝一方，舉城抗拒王師，皆因山名右監門衛郎將統御無方，應當降罪減封，以示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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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杉定虎並無怪罪山名祐豐之意，她鑑於毛利家、大友家、三好家等偽朝一方的有力大名尚未攻滅，西國、九州仍未靜謐，如今還需要確保但馬一國的穩定，以及上杉家仍山名家的支援，便對參陣諸將表示：「山名右監門衛郎將兵寡將微，勢單力薄。太田垣家、垣屋家、八木家、田結莊家等長期割據一方，陽奉陰違，素來不聽其號令，若無當家支援，山名家早晚必遭傾覆。山名家之禍亂出自家臣私心，非山名右監門衛郎將有意縱容，何忍獨責其一人？不必追究他御下失察之過。」
而後，上杉定虎就對山名祐豐進行了安撫：「山名右監門衛郎將配下諸將皆各懷私心，私開戰事、憑城拒守，御屋形殿早已知曉非山名右監門衛郎將之過。你力弱難以約束家中之人，此事御屋形殿曾表示不怪罪於你，只需往後謹守臣節，安分守土即可。」
「下官必當謹記在心，今後唯山內左府殿馬首是瞻！」山名祐豐在聽完上杉定虎的話後，感動得熱淚盈眶，說完就向著上杉定虎恭恭敬敬的拜伏下去。
為了鞏固靜謐但馬一國的成果，以及確保但馬不再出現反覆，上杉定虎就在局勢穩定後，立即對但馬、東播磨兩地做出了人事安排：
生野城城主五味高重堅守生野城，確保生野銀山不失，加封朝來郡竹田城七千石知行地，兼任朝來郡郡司，仍擔任生野銀山奉行、寺社奉行代等職入故，並負責對竹田城城下町進行重建；
原建屋城城代太田垣能登入道，棄暗投明，其子太田垣延氏還充當上杉軍別動隊先導役有功，從但馬朝來郡建屋城轉封至攝津有馬郡有馬城，領有一萬石知行地；
高內城城主夜久重之，為上杉軍先陣軍勢充當先導役，以及協助突襲竹田城有功，從丹波天田郡轉封至但馬朝來郡建屋城，領有七千石知行地，並擔任朝來郡郡代；
八木城城主八木豐信堅守所領境目地帶，阻遏太田垣軍北上，以及勸降竹田城有功，加封但馬朝來郡枚田城三千石知行地，仍擔任養父郡郡司；
長水城城主宇野滿景，牽制太田垣家有生力量，以及迫降建屋城有功，加封但馬朝來郡田路城兩千石知行地，仍擔任播磨宍（肉）粟郡郡司如故；
坂本町町奉行氏家守棟，先前守衛坂本町有功，受封播磨美囊郡淡河城，領有一萬兩千石知行地，解任坂本町町奉行，改任美囊郡郡代；
細川城城主冷泉為將，加封播磨美囊郡丹生山城五千石知行地，解任美囊郡郡代，改任美囊郡郡司；
明石城城主明石祐行，阻遏別所家南下明石郡有功，加封明石郡小寺城五千石知行地，仍擔任明石郡郡司、明石湊湊奉行等職如故；
那古野城城主直江景綱，入駐但馬養父郡小代城山城，以小荷馱奉行兼任城代之職，並擴建城中糧藏，為之後經略因幡、伯耆、出雲等山陰諸國做好充分準備；
此隅城城主山名祐豐所領安堵，仍擔任但馬、備前兩國守護職兼引付頭人如故；
垣屋家領有氣多郡、田結莊家領有城崎郡、田公家領有七味郡（七美郡）、鹽治家領有二方郡如故；
······
像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打天下，後世之人最容易記住的是徐達、常遇春、藍玉等這些能打的猛將。
但一個新王朝真正能不能站住，不能只看刀有多快，還要看糧從哪裡來、錢從哪裡來、帳能不能算清楚。明朝開國的錢袋子，藏著朱元璋後來所有政治性格的伏筆。
朱元璋確實從一個破碗開局，最後趕走元朝，定都應天府（建康府、集慶路、南京），建立大明。聽起來像是一路靠膽氣、軍事天才和一幫猛將殺出來的。但問題恰恰在這裡：打仗從來不是只靠人狠。
軍隊要吃飯，城池要接管，投降的人要安撫，百姓不能被搶光，國家還得有持續的錢糧來源。
否則，今天打下一座城，明天就可能因為沒糧、沒錢、沒秩序，把這座城又輸回去。
特別是建國之初，財稅往往是一個國家能否立住的關鍵因素！例如民國後期紙幣泛濫，往往是政權崩塌的前兆。
可以說，誰掌握了錢袋子，誰就更能掌控一個國家的生死。更何況是開國戰爭時期的初生政權大明。
如今的上杉定虎在經歷了諸多戰事，以及深受上杉清定的薰陶後，非常重視戰後的經濟重建。她深知上杉家對外戰事愈發頻繁，規模也越來越大，錢糧的來源就變得異常重要。
錢糧第一層來源便是軍紀和民心。
例如明朝開國的錢，不是一開始就從國庫里變出來的。朱元璋早期最重要的資源，是他能不能讓新占領區相信：這支軍隊來了，不是另一群搶劫的人。李善長在這裡很關鍵。
朱元璋攻取太平前，李善長預先寫好約束士卒的榜文；城池攻下後，馬上張貼到大街上，軍中「肅然無敢犯者」。這件事看起來不像財政，其實就是財政的起點。為什麼？因為百姓不逃，城市不亂，商旅和糧食流通才有可能恢復。軍隊如果一進城就搶，在短期是能拿到東西，長期只會把地方經濟打爛。朱元璋集團能從流動作戰走向江南經營，靠的不只是攻城能力，也靠這種「拿下之後不把地方榨乾」的秩序能力。
說白了，第一筆錢糧不是搶來的，而是靠紀律把生產和稅源保住的。可以說軍紀是大明最早的財政政策，它更像是一個信用契約，和百姓簽訂的，讓百姓看到的不是強盜一樣的割據勢力，只會壓榨民力，搶完就走，而是保護民生，爭取民心的策略。
而錢糧的第二層來源便是將底盤化為制度收入。
別看李善長不是大明的前線猛將，卻被朱元璋比作蕭何。
李善長曾建議榷兩淮鹽、立茶法，參考元朝舊制並去掉弊政；又恢復錢法，開鐵冶，定魚稅，使「國用益饒，而民不困」。這幾個詞看起來很枯燥：鹽、茶、錢、鐵、魚稅。但每一個都是新政權的命門。鹽是剛需，茶能征課，錢法關係流通，鐵冶關係兵器和生產，魚稅則是從地方資源里整理收入。
李善長做的不是簡單加稅，而是把元朝留下來的制度資源重新篩一遍：能用的留下，有弊端的改掉，最後接到朱元璋的新政權上。這就是開國財政最現實的一面：新王朝不可能憑空創造一套稅制，它往往要先接管舊秩序，再把舊秩序改造成自己的錢袋子。
明朝不是在廢墟上憑空造錢，而是把元朝留下的制度資源重新整理，變成新王朝的財政管道。所以，李善長的功勞絕不在於一句「我支援你」。他真正做的是讓朱元璋有糧、有錢、有制度。
如此一來，李善長就將元朝的舊制度改成大明的新收入，並以軍紀保住了底盤，進而把底盤變成大明的制度收入。
當然，朱元璋本人還對錢糧有著近乎偏執的控制欲。
因為，朱元璋深知一旦帳不真、糧不實、官不可信，就算前線的將士再能打，長此以往國家也會從裡面空掉。
朱元璋不是不懂財政，他太懂了；他不是只靠殺人立國，他也靠制度立國。只是當制度被他認定失控時，他最習慣的修複方式，往往又會變成大案和高壓。
而上杉定虎也明白軍中驍勇善戰之人是很重要，但能讓戰爭不斷糧、讓主家不斷錢糧的人更重要。帳本是否穩定才是決定主家能走多遠。
故而，上杉定虎並沒有急著率軍南下與圍攻三木城的八條定繁、宇佐美定勝等己方諸將合流，反而率大軍在但馬境內進行休整。一面監督竹田城、生野城等重鎮要地城下町的重建；一面令山名祐豐節製鹽治周防守、八木豐信、田公綱景、宿南信久等但馬諸將，以六千餘軍勢於鄰近因幡境目地帶的馬場平城、牛之峰山等地布下陣勢，以震懾先前倒向偽朝一方的因幡諸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