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5章 文化傳承

  康熙二十三年三月,北京紫禁城干清宮內,三十五歲的康熙皇帝玄燁端坐在御案後,手中翻閱著三份奏摺。一份是江南織造曹寅密報,說南京國子監舊址發現前朝貢院規製圖,民間士子私下傳閱;一份是內閣呈上的《明會典》校訂本,建議「擇其善者而從之」;還有一份是九卿會議關於是否恢復「內閣批紅」舊制的爭議記錄。

  年輕的皇帝放下奏摺,望向殿外。春日的陽光透過雕花窗欞,在青磚地上投下斑駁光影。他忽然想起十四歲親政那年,祖母孝莊太皇太后拉著他的手說:「孫兒,你要記住,咱們愛新覺羅家能坐穩這江山,不是單靠八旗鐵騎,更要學會用漢人的法子治理漢人。」

  「用漢人的法子……」康熙喃喃自語,目光落在《明會典》上。

  這本書記載的是明朝的典章制度,從洪武建國到萬曆年間,二百多年的規制沿革盡在其中。他的父皇順治皇帝在位時,曾下令全面沿用明制,所謂「清承明制」,連衙門名稱、官員品級都照搬。可康熙親政後漸漸發現,完全照搬是行不通的。

  「張英。」他喚了一聲。

  侍立在側的內閣學士張英連忙躬身:「臣在。」

  「你是順治十八年的進士,又在翰林院修《明史》,朕問你,」康熙指著《明會典》,「這明朝制度,究竟是好是壞?」

  張英沉吟片刻:「陛下,制度如衣裳,合身則佳。明朝制度,在太祖、成祖時運轉如常,因時制宜;至中後期則積弊叢生,名存實亡。譬如內閣,起初只是顧問,後竟成實際宰相;又如衛所,初時養兵百萬不費民財,後則十室九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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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依你之見,我朝當如何?」

  「臣以為,當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明制之優在於完備,之弊在於僵化。我朝當效其完備而避其僵化,並注入滿洲舊制之活力。」

  康熙點頭:「說下去。」

  張英膽子大了些:「譬如內閣,明朝後期閣權過重,甚至凌駕六部。我朝可保留內閣,但限制其權,重大事務仍由皇上乾綱獨斷。又如科舉,明朝八股取士,士子只知死讀經書,不通實務。我朝可加考策論,選拔真才。」

  「那衛所呢?還要恢復嗎?」

  「萬萬不可!」張英急道,「衛所之弊,陛下明鑑。我朝八旗、綠營制度雖亦有問題,但較之衛所已是改進。只是……」

  「只是什麼?」

  「只是八旗子弟日漸腐化,戰鬥力大不如前。而綠營漢兵,又恐其生變。此乃兩難。」

  康熙沉默了。這正是他最頭疼的問題。滿洲八旗入關四十年,當年的剽悍勁旅,如今不少成了提籠架鳥的紈絝子弟。而綠營漢軍,人數雖眾,卻始終不能完全信任。

  制度啊制度,說到底就是如何用人、如何治人的法子。明朝二百七十六年,摸索出一套完備制度,最後卻亡在這套制度上。清朝現在才四十年,路還長著呢。

  「你先退下吧。」康熙擺擺手。

  張英躬身退出。康熙獨自在殿中踱步,想起另一件事。前日召見漢臣,有人提議恢復「經筵日講」,就是皇帝定期聽儒臣講解經史。這本是明朝舊制,順治朝曾短暫實行,後來停了。

  該恢復嗎?康熙有些猶豫。他自幼苦讀漢籍,深知儒家經典的重要。但另一方面,他又要保持滿洲特色,不能完全漢化。

  正思忖間,太監來報:「皇上,翰林院掌院學士徐元文求見。」

  「宣。」

  徐元文是順治十六年狀元,江南崑山人,學問淵博。他進來後呈上一份奏疏:「陛下,臣等修《明史》,遇一難題:明朝內閣制度,當如何評價?若全盤否定,則我朝內閣無以為據;若全盤肯定,又恐有違史實。」

  康熙接過奏疏,快速瀏覽。原來修史官們在「職官志」部分爭論不休,有的說明朝內閣是「權臣搖籃」,有的說是「政治創新」,莫衷一是。

  「徐學士,你怎麼看?」康熙問。

  徐元文道:「臣以為,內閣制度本身無錯,錯在用人。洪武爺廢丞相,設內閣,本意是集權於上。初時內閣學士只是顧問,品級不過五品。至仁宣朝,三楊輔政,內閣始重。再到嘉靖、萬曆朝,嚴嵩、張居正等權臣出,內閣竟成實際宰相。此非制度之過,乃執行之失。」

  「那若是你執掌內閣,當如何避免權臣之患?」

  「臣有三策:一曰分權,重大事務須六部合議;二曰輪換,閣臣不宜久任;三曰制衡,設言官監察。」徐元文頓了頓,「其實明朝並非沒有制衡,科道言官本可制約內閣,只是後期黨爭激烈,言官成了黨爭工具。」

  康熙若有所思。他想起明朝那些著名的言官,海瑞罵嘉靖,楊漣劾魏忠賢,確實剛直敢言。可後來呢?成了門戶之爭的棋子。

  「朕再問你,」康熙換了個話題,「明朝的監察制度,六科給事中、都察院御史,與我朝的都察院、六科相比,孰優孰劣?」

  徐元文謹慎答道:「明朝監察制度更為細密。六科對口監督六部,給事中雖只七品,卻有封駁權,可駁回內閣票擬、六部奏章。都察院御史巡按地方,權力極大。只是……只是後來監察官多與閣臣勾結,監察之制形同虛設。」

  康熙笑了:「所以關鍵還是人。再好的制度,落到壞人手裡也是白搭;再差的制度,若有賢人執掌,也能運轉。」

  「陛下聖明。」

  徐元文退下後,康熙召來滿洲親貴索額圖。這位正黃旗出身的議政大臣,一向對漢化政策頗有微詞。

  「索額圖,朕欲恢復經筵日講,你以為如何?」

  索額圖皺眉:「皇上,咱們滿洲人以騎射得天下,何必學那些漢人書生掉書袋?明朝皇帝倒是常聽經筵,可最後不也亡國了嗎?」

  「那你覺得,明朝為何亡國?」

  「奴才愚見,一是皇帝無能,二是大臣貪腐,三是制度太繁。咱們滿洲人辦事乾脆,沒那麼多彎彎繞。」

  康熙搖頭:「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明朝制度雖繁,但能維繫二百多年,必有其道理。朕問你可知道『一條鞭法』?」

  索額圖茫然。康熙嘆道:「這是張居正推行的賦稅改革,將繁雜賦役合併折銀徵收,簡化手續,增加收入。可惜人亡政息,未能持久。朕最近在想,我朝的『攤丁入畝』,其實與『一條鞭法』有相似之處。」

  索額圖不以為然:「皇上何必總拿明朝說事?咱們大清自有制度。」

  「自有制度?」康熙站起身,走到殿中懸掛的《皇輿全覽圖》前,「你看這江山,漢人占十之八九。不用漢制,如何治漢人?不用漢官,如何理漢事?太祖、太宗時,用范文程、寧完我這些漢臣,方能入主中原。如今更要如此。」

  他轉過身,目光炯炯:「但朕要的不是全盤漢化,而是『滿漢一體』。滿洲的勇武要保留,漢人的文治要吸收。制度也是如此,要取明制之長,補滿洲之短。」

  索額圖似懂非懂,但還是跪下:「奴才明白了。」

  幾天後,康熙下旨:恢復經筵日講,每月三次,由翰林學士輪值進講。同時規定,進講內容「不限於經史,當兼及治國安邦之策」。

  第一次經筵在文華殿舉行。康熙端坐御座,張英主講《大學》中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講到「治國」時,張英巧妙地引入明朝典章:

  「《明會典》載,洪武爺定『考成法』,官員三年一考,九年通考,優者升遷,劣者黜革。此法初行時,吏治為之一清。可惜後來流於形式……」

  康熙聽得認真,不時提問:「那依你之見,我朝考課之法當如何改進?」

  張英早有準備:「臣以為,當效明初之實,去明末之虛。考課不單看文書,更要看實績。州縣官當察其治下民生,武官當驗其部卒戰力。且考課結果當公示,以示公正。」

  「善。」康熙點頭,「此事交由吏部詳議。」

  經筵結束後,康熙單獨留下徐元文:「徐學士,朕欲設『南書房』,選翰林入值,隨時備諮詢。你以為如何?」

  徐元文心中一震。這分明是要建立新的決策諮詢機構,類似明朝的內閣,但又不同——南書房學士品級不高,無實權,純屬顧問。

  「陛下聖慮深遠。如此一來,既可得謀士之助,又可防權臣之弊。」

  康熙微笑:「你明白就好。記住,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再好的制度,也要靠人來執行。朕要的是一套既能集思廣益,又能幹綱獨斷的制度。」


  但康熙的制度改革不止於此。他仔細研究明朝衛所制度崩潰的原因——軍官世襲、士兵困苦、訓練廢弛、吃空餉嚴重。反觀八旗制度,雖然也有世襲,但至少還有「木蘭秋獮」保持戰鬥力;綠營制度雖是募兵,但待遇比明朝衛所兵好得多。

  「還是要改。」康熙對兵部尚書說,「八旗生計問題越來越嚴重,不少旗人淪為貧民。綠營則時有譁變。你們拿個章程出來。」

  兵部官員面面相覷。這涉及根本,誰敢輕易動?

  康熙知道他們的難處,也不逼迫,只是說:「這樣吧,先在直隸試點。清查八旗人口,分給土地,讓其耕種自給。綠營方面,嚴查空餉,提高士兵待遇。」

  試點在保定、天津展開。效果有好有壞:八旗子弟大多不擅耕作,分的土地往往轉租給漢人;綠營清查空餉觸動既得利益,阻力重重。

  訊息傳回北京,索額圖等人趁機進言:「皇上,祖宗之法不可輕變。明朝就是亂改制度才亡的。」

  康熙不悅:「明朝不是亂改才亡,是不改才亡!嘉靖、萬曆幾十年不上朝,制度僵化,積弊叢生,最後想改也來不及了。朕現在改,正是要防患於未然。」

  他拿起一份奏報:「你們看看,保定試點雖有問題,但至少讓八旗子弟知道生計艱難了。總比躺在功勞簿上吃空餉強。」

  改革在爭議中推進。康熙深知,制度變遷如船行大河,急不得也緩不得。太快易翻船,太慢會被水推著走。

  他想起小時候讀《資治通鑑》,司馬光總結歷代興衰,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制度得人則昌,失人則亡」。唐朝有貞觀之治,是因為有房玄齡、杜如晦這樣的賢臣執行好制度;明朝有仁宣之治,是因為有三楊這樣的良相。

  「所以關鍵還是人。」康熙對太子胤礽說,「制度再完美,沒有合適的人執行,也是一紙空文。我朝要長治久安,一要完善制度,二要選拔賢才,三要嚴明法紀。」

  胤礽問:「那如何保證制度不僵化呢?」

  康熙沉吟道:「這就是最難的地方。任何制度實行久了,都會產生弊端。就像明朝的一條鞭法,起初是良法,後來變成苛政。所以制度要時時常新,但不能朝令夕改。這其中的分寸,需要為君者用心把握。」

  他走到窗前,望著紫禁城層層疊疊的宮殿:「你看這些宮殿,太祖皇帝始建,成祖皇帝擴建,後世不斷修葺。制度也是如此,要在前人的基礎上,根據時勢變化,不斷修補完善。全盤否定是愚蠢的,全盤照搬也是愚蠢的。」

  這番話,後來被記錄在《康熙起居注》中。而康熙一生,也確實在踐行這個理念。他在位六十一年,既有「清承明制」的繼承,也有「康乾新制」的創新。南書房制度、密折制度、木蘭秋獮、攤丁入畝……這些都是在明朝制度基礎上的改良。

  當然,他也有局限。為了維護滿洲特權,保留了八旗制度;為了鞏固皇權,加強了文字獄。這些都為清朝後來的危機埋下了伏筆。

  但無論如何,康熙朝的制度建設,為清朝的長期統治奠定了基礎。而這一切,都始於那個春日,年輕的皇帝在干清宮裡,對著《明會典》的深思。

  制度興廢,從來不是簡單的取代,而是複雜的傳承與創新。明朝用了二百七十六年建立一套完備制度,清朝用了二百六十八年將其改良、修補、最後同樣走向僵化。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又總在細節處展現不同。

  康熙也許沒想到,他苦心經營的制度,會在二百年後成為革命的物件。但他應該明白,任何制度都有壽命,重要的是在它還有活力的時候,不斷注入新的血液。

  紫禁城的鐘聲響起,暮色籠罩宮殿。康熙合上《明會典》,對太監說:「傳旨,明日召集九卿,商議科舉改革事宜。」

  制度的故事,還在繼續。而興廢的迴圈,也永不會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