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號者，天子所以奉天承運、與民更始之號也。」
對黃河濟水的祥瑞做出了回應後，高殷便申明瞭自己的主旨：
「自漢武建元以來，歷朝因之，然朕觀前代，有帝王在位數十載而屢易年號者，譬如梁朝蕭和尚，四十八年，七度改元，可謂頻矣。」
「然則，年號多易，可曾佑得蕭梁江山穩固？侯景圍台城，彼僧餓薨宮，江南板蕩，宗廟傾覆，可見年號雖與國運興衰有關，然頻而改易，乃人意爾，非天命也，天乃不眷。」
殿中群臣默然，有人微微頷首，有人若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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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殷稍稍提高了聲音：「朕嘗思之，年號之設，本為紀年便民，非為粉飾太平。一帝在位而數改元，則百姓莫知所從，史冊徒增繁冗。況改元之際，往往有大赦、改官、更制，朝令夕改，吏民疲於奔命，此非所以為治也。」
「年號者，所以志歲也。政令施為，非積以歲月不能見功，卿等細思，為官主政時若朝令夕改，則民不知所從，吏無所措手，雖有良法，亦難行也。」
「年號亦然。夫年號本以祈福應天，今若頻易，則似天眷之數遷，嘉祥之不再，是以吉號而自棄之，豈不謬哉？且如此一來，年號之改乃係一時之事，或應一人之功，非天子歷年之紀。」
「若因災異而改號避禍，是欺天也；因讖緯而易名希福，是惑民也。使民不知君之在位，疑朝廷之屢易，人心搖動，禍由此生。故年號之設，當以恆久為體，不宜輕改，以彰天子之德，而定天下之志。」
這段話看起來是在年號的稱呼上斤斤計較，但對君臣而言，各自都有很深的政治意味。
朝廷立改年號，目的無非是向天下散播政治訊號，宣布自身得到了天賜的福瑞，亦或是覺得之前的年歲是垃圾時間，要向世人宣布從此刻開始，國家進入了朝氣蓬勃的新時代，所以要改元建新。
但如果是在同一個皇帝的任期內連續發生這種事，實際上就是一個很可怖的政治訊號，那就是天下人所使用的年號紀元，是根據某個重大政治事件或時間節點來計算的，而不是皇帝本人，就像宇文毓稱帝使得周國的天子和王爵分離，給了宇文護進爵為王的機會一樣，年號和皇帝本人分離，意味著其他人同樣可以根據其他事件或需要去修改年號：
像漢靈帝劉宏死亡後，劉辯繼位，改元「光熹」，這時候東漢主要的掌權者為何進與何太后的外戚集團。
四個月後，宦官們發動政變殺死何進，改元「昭寧」，意味著何進已死，天下安寧，昭示天下。
而後董卓入京，廢少帝改立陳留王劉協，又改元「永漢」，等於董卓在政治上完全否定了何進、何太后及宦官集團的一切，宣告終結了舊時代，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
而後到了年末，又廢除了上面三個年號，改回了漢靈帝駕崩時的「中平六年」，不僅是因為一年之內二次易帝、四次改元非常難繃，漢朝好像亂亂的，而且能以此來表示自己延續的是漢靈帝的政治路線，同時靈帝死後這段時間發生的事情沒有主體性，完全否定了何進、劉辯、宦官乃至士大夫們的行動合法性，並宣稱自己和擁立的劉協才是漢靈帝的正統繼承人。
每一次改元，都是一方勢力試圖透過更改天命的紀年，確立自身合法性的手段。
這種手段傷害最大的，就是皇帝本人；但由於之前的皇帝們也都幹了，所以後世的皇帝不能用祖制來反抗權臣。
於是年號在強盛的皇權手中，是一種有政治影響力的玩具，但等皇權衰落、大權旁落人手的時候，年號就變成了權臣宣示自己掌權的象徵，僅次於廢立皇帝，比起廢立過於極端和容易引起反彈的性質，更改年號則作為一種常規手段，可以試探朝臣的反應，且不容易引起較大的反感。
所以中平之後的初平，實際上是劉協的第一個正式年號，代表了董卓的統治，李傕郭汜等人掌握朝政後，改為興平，意味著王允這樣的逆臣已經被平定，李郭二人繼承並延續了董卓的路線，號為「興平」，而因為天子血脈只有劉協一個，曹操廢不了，就只能修改年號為「建安」，以表示徹底和董卓一系的統治決裂。
在曹丕篡漢時，很多人沒意識到一個細節，就是曹操在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去世，劉協在三月份就改元為延康元年。
曹操由於功業不足以推翻漢室篡位，只能把工作交給和漢室關連不大的曹丕進行，劉協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趁著魏國換頭的鬆懈期悄悄把年號給改了，這實際上就有三層暗意：
第一層乃是「延續昌盛」之意，在曹操死亡、魏國紛亂時向曹丕示好，表現我這個皇帝沒有趁權臣死亡搞事的意思；
第二層則是暗示大臣搞事，上一個帶康字的年號是漢桓帝劉志的「永康」，而永康的時代背景是宦官與士大夫爆發衝突的黨錮之禍，宦官勢力大獲全勝，朝野輿論沸騰，為了輿論考慮，桓帝才改元永康，而劉協在此刻改為延康，則是暗指曹家這個贅閹遺丑的家族正是延續了黨錮政治的宦官，要趁著曹賊死亡當口鬧事的忠臣們快一點；
而第三層就是當初董卓的反操作，董卓之所以否定三個年號，是因為三個年號更易頻繁，讓天下人覺得改元如兒戲，天命不穩定，而劉協改元的目的要的就是這個，他先改元了延康，那麼曹丕還要篡位的話，就必然也要改元，這一樣會有天命不穩定的政治資訊，或許可以藉著這個阻遏一下曹丕篡位的步伐，拖到延康二年或三年，那局勢可能就變了。
可惜這沒有用，曹丕最終還是穩固了基業而篡位改元，但從年號所折射的政治鬥爭中可以發現，頻繁改元實際上是一種犧牲皇權威嚴的貸款，如果投資方有足夠的能力收回本金和利息，那是他牛逼，但改元本質上還是一種對皇帝天命的折損。
相較之下，一帝一元則是一種進步，既有效防止了奸臣獻上祥瑞討好昏君，或昏君出於粉飾太平而改年號，從而為了應讖大規模消耗民脂民膏的行動，讓喜歡討彩頭的後世皇帝們沒什麼改元整活的餘地；
又確保了年號背後的天命牢牢對應著皇帝，確保帝王的執政方針能夠延續，不至於朝令夕改，群臣無所適從。
從經濟角度來說，改元則意味著流通錢幣也要隨之改易，因此改元必鑄新錢，這就給民間私鑄留下巨大利潤，間接造成貨幣貶值、物價飛漲，同時短時間內加劇銅料消耗，最後造成錢荒。
而從世情的角度來說，一帝一元相對來說更容易保留皇權的威嚴和神秘，比如張居正在萬曆初年的改革，在萬曆選擇扳倒張居正後，很可能就改元表示張居正的執政地位已經不存，反倒使得「萬曆」這個年號成為張居正改革的專屬稱呼；
正因為選擇了一帝一元，再大的事情都不改元，就會讓時人後人回憶起這段歷史時，潛意識裡的認知是「某某皇帝在位的某段時間」，加強了皇帝本人的存在感，同時會讓人們覺得國祚綿長。
像蕭衍和朱翊鈞都在位四十八年，但蕭衍死時是太清三年，萬曆則是四十八年，一聽就覺得萬曆這個傢伙很穩吶——實際上萬曆比蕭衍還小二十八歲。
摘掉了後世內容，向群臣解釋了自己對一帝一元制度的考量以後，朝臣們議論紛紛，最後認可了高殷的提議——實際上也拒絕不了——將之納入了朝廷的體制中。
這也要感謝高洋開了個好頭，把天保這年號用到死，給了高殷說事的餘地，從這時候開始訂立一帝一元制，也方便後人們追溯舊曆；以後肯定有許多人會進言改元以應祥瑞，但不管後世子孫能不能參透高殷本意，至少高殷在位時是不會改的，而他現在才十九歲，苟著點起碼在位二十年，只要在他這一世咬死了不改，那就能形成慣例。
只要將來能一統天下，那他死後威望就會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生前的旨意也成了祖制，教後世兒孫有年號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