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至尊開始公然表示對先帝某些舉措的不滿，朝臣們面面相覷，一方面認為至尊所言不錯，先帝的確是做得過火了，另一方面，又感嘆至尊已經開始將天保的痕跡抹除，大齊將徹底走入干明的時代。
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出，至尊不似先帝那般疑心暗鬼，對自己和臣下都有著足夠的信賴，這和此前懲治罪臣的雷霆手段形成鮮明的反差，該說是捨我其誰的英雄氣嗎？總之，懲處雖然殘暴，但還在規則內，只是會過激數倍，而不觸犯至尊原則、不是自身造成的錯誤舉動，至尊也不會勃然大怒，而是優先尋找一個妥帖的方案，把事情解決了再說。
這種氛圍讓朝臣們有所安心，至少不像以前那樣充斥著不知名的規則怪談，總是讓他們提心弔膽；一旦接受了這種安全穩定的氛圍，人心就會有所依戀，生出對秩序的渴望和榮譽感，繼而採取實際行動維護這份統治，大齊便能夠減少內耗，以更高的效率邁向繁盛的境界。
這就是儒家理想的聖王德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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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記得此前改革過齊律，根據新律規定，每人每年出墾租二石，義租五斗，以備水旱災害，如今三年下來，各地囤租有多少？」
高殷此言一出，朝堂略顯輕鬆的氣氛又驟然一緊，心又懸了起來。
雖然沒有就災異發難，但還是認認真真問起了賑災的帳目，這才是明君該有的樣子，也讓臣下感受到十足的壓力，若度支部門沒給出一個讓至尊滿意的答覆，那至尊發怒也就合情合理了。
拜託，千萬不要給至尊這個機會啊！
度支曹郎中忙不迭地從袖中抽出一卷帛書，展開念道：「回至尊，自元年實施新律以來，各州縣義租入倉者，計有一百二十餘萬石。其中用於去年賑濟青、兗、冀、滄諸州旱澇之災，已支出九十餘萬石。現存各州郡義倉者，約餘三十萬石之數。」
高殷微微頜首，這個資料還算可以。齊國在天保時期的平均收入水準在八百萬到九百萬石之間，後期略有下降，到了七百萬石左右，國帑所余也不多，使得洋子屢屢徵調加稅，天保末年的百姓因此而窮困。
古代的農業賦稅徵收的主要是夏秋二季之糧，如果僅僅只計算農業稅，那麼和天保年間相去不遠，干明元年也遭了幾次災，國家也沒有進行大規模的農業改革，農業收入仍舊在八百萬上下、接近九百萬。
扣除掉朝廷和各地的支用，比天保剩的也不多，畢竟高殷上來停建了許多工程，但也興修了許多學校、軍隊設施，這些也是大支出，只不過從利好皇家變成了利好軍隊和百姓，性質不一樣，但消耗的資糧是實打實的。
這就不得不提到北魏逆天的稅收制度，在獻文帝拓跋弘上位的465~471年前，平均每戶每年的戶調是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外加地方徵收的調外之費帛一匹二丈。且任意增加臨時徵調，動輒每戶要交三十、五十石粟，加上當時官吏沒有正式的俸祿，貪污、賄賂、高利貸公行，百姓的賦稅極重。
不過人口就多了很多，全國戶數達五百餘萬，比一統天下的西晉太康年間還增加一倍有餘，即便如此，也不夠魏朝使用。
直到孝文帝拓跋宏當政的太和八年，才開始參照古代標準，將天下戶口分為九等，是為「九品混通」，每戶租調是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這個賦稅已經極重了，若以一戶五口人來算，哪怕五人都能從事農業生產，也要繳納二十石粟以上的年租調稅，是現在實行的賦稅的十倍！
不僅如此，還要另外交納一匹二丈帛給州級倉庫作為州調以外的費用。
你以為這就完了？朝廷的稅是交完了，那官員的呢？作為你的父母官，你不上供奉養父母，還有沒有孝道了？！
因此每戶租稅又增加帛三匹、二石九斗粟，作為朝廷官員的俸祿，而後調外的一匹二丈帛又增加至二匹。
也就是說，每戶一年要繳納的賦稅總額為帛七匹、粟二十二石九斗以及絮、絲各一斤，若是豐年，平均每年繳納一萬五千至一萬八千錢的賦稅。
這還沒算雜稅、徭役和各地貪官污吏在其中吃拿卡要，而且九品混通聽上去考慮到了各個階層，實際上模糊的戶等劃分和官吏的私心，使得這一套在執行中漏洞百出，富人總有辦法往下壓成本，而這些成本還是轉移到了最底層的平民身上。
因此百姓們不堪重壓，紛紛依附豪強、隱瞞戶口以避稅，也就成了一個可以理解的選擇。
為了應對這種情況，太和九年又頒布了新的租調製，取銷了原先以戶為單位的徵收方式，而是改成了一夫一妻為一床，只繳納帛一匹、粟二石，用精確的「一床」取代了模糊的戶口人數，同時確立了「墾租二石，義租五斗」的定額稅率。
這一改革意義重大，不僅改變了以往以混亂的戶為單位的徵稅方式，還透過均田制保證了農民有田可耕。
太和十年，孝文帝又設立了三長制，五家為鄰，設一鄰長；五鄰為里，設一里長；五里為黨，設一黨長，三長直屬州郡，負責檢查戶口，徵收租調，徵發兵役與徭役，讓蔭附於豪強地主的蔭戶將成為國家的編戶，抑制地方豪強蔭庇大量戶口，朝廷直接控制的自耕農民大量增加。
雖然朝廷的賦稅很重，但中間的官吏地主又加入了自己的盤剝，這些錢沒進到朝廷的口袋裡，那乾脆以三長制打擊這些地主豪強，取消中間商，自己賺差價，這樣即便賦稅很重，百姓也多少能輕鬆一些。
孝文帝的改革的確給國家財政帶來了許多收入，但反過來，也為後來的變亂埋下了經濟基礎。
到了如今的齊國，若以兩千萬的戶口來算，齊國至少應有三百萬戶，兩個成年男女為一床、四個未成年男女為一床，那麼三百萬戶應有六百五十萬床，國家應有的收入則是六百五十萬匹絹，一千三百萬石墾租，三百二十五萬石義租，合計接近三千萬石，約等於一百五十億文錢，以及絲、絮等雜物無算。
若真有這個收入，那齊國再來十個高洋禍禍也花不完，能一邊對全天下開戰一邊縱情享樂，但這只是理論上的最高值，其中大部分都因民間藏私、地主隱匿人口、官吏貪污而消失了；
同時也不是所有人都在種田，許多商人、世家、士兵都不從事耕種、也不交農業稅，反過來還需要朝廷提供俸祿，再加上時不時出現的天災人禍，使得這理論上的峰值收入大打折扣。
齊國看似家大業大，但百萬漕工衣食所系，實際上落到皇帝嘴裡的沒有幾口，在帳面上的最高收入僅有理論的三分之一。
所以作為理論峰值的近四成，義租能夠有一百二十餘萬石，已經證明新政實行得足夠出色了。
若是在一百萬石以內，高殷定然要開罵，但這個成績顯然說明鄴都的官員在政策落實方面下了一番大功夫，至少沒給他這個皇帝拖後腿，也或許是他在鄴都和晉陽展開的兩次大清洗著實嚇到了不少人吧。